第301章 新书记上任
山粉圆子2026年06月26日Ctrl+D 收藏本站
第301章 新书记上任
同安县国营饭店包间里,一张方桌上摆着七八个菜,昏黄的灯光之下几人却是已经噶得微薰,旦见县委书记姚圭甲左手勾在方叶的肩膀上，右手端着酒杯，双眯有些迷离的说道:“老方啊,这几年跟你在一起真是痛快，才几年时间,这家乡便大变了样，真想一直干下丢，再为家乡父老做点事，但关下无不散的宴席，兄弟我这―次离开也是应有之意。”
方叶的手臂也勾在姚圭甲的肩膀之上,端着酒杯说道:“老姚，你这次调到上海,这是高升啊，值得恭贺。”
两人酒盅一碰，便是一口干了，姚圭甲哈了一口气,落杯笑道:“这里都是自家兄弟，我也就直说了，那是什么高升,不过是之前与傅天璋那老小子吵了一架，上级着不过眼，将我打发走罢了，不过也是无所谓,去哪都是为人民服务。”
两人勾肩搭背,而他们对面就坐的则是刘伟和副书记张安国，就见刘伟说道:“老姚啊，能调到上海工作,这是好事，求乏不得，你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旁的张安国也笑着说道:“就是,老姚这是将我们几个丢在小县城，自己跑天上海快活去了啊。”
几人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就见姚圭甲抬手摆了摆满面春光的说道:“哪里，哪里，兄弟几个就别笑我了，我在同安县这几年就感到自己水平有待提升，还有许多地方要多学习，这一次能去上海,也是想多学习一下大城市的管理经验。”
“过两年,怕是又要高升了。“张安国看了看几人笑道。刘伟点了点头:“少不得一个市委书记或者市长。”
姚圭甲没有再说这些,从将手臂从方叶的肩上抽开,酒似乎也醒了不少，他拎起酒壶，起身先是给方叶倒了一杯，而后又给张安国和刘伟各自倒了一杯，方叶三人知道，他这是要谈正事了，也便停了插科打诨之态。
姚圭甲端起酒杯，第一杯却是敬向了张安国，说道:“老张,我走后:县里的书记由省委的桂林西同志接任，但桂部长天概率不会长期待在向安，因此县里的工作怕是要你主持。”
张安国表情从容,不过并没有说话,而是听着姚圭甲继续讲下去，就见他说道:“这几年我是着出来了，你的能力比我强，为人处事也比我优秀，以后县里的工作还要请你多费心了。”
“老姚请放心，我知道你的意思,华昌集团是县里的重要税收支柱,更是国家重要企业。“张安国看了看姚圭甲又看向了方叶说道:以前该怎么样，以后还是怎么样,我不会给县里，也不会给方叶同志拖后腿。”
两人酒杯一碰,姚圭甲一饮而尽，方才说道:“县里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能够成为示范县，方叶筒怎起到了芙键作用，多听议建是对的，你的能力要比我强，相信将来县里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姚圭甲又自斟了一杯，而后举向了刘伟,还不待说话,刘伟便说道:“老姚，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懂得,兄弟一起走一个。”
叮,两人酒盅一碰,落杯之后,姚圭甲又添满了酒,而后朝方叶说道:“老方，家乡有你这样的大才，这是家乡交老的幸事，能碰到你，也是我的幸事，但我知道，我在一些事情上，还无法真正理解你的思路和意图，我是一个糙人，指挥打仗还行,搞建设实话说，我是有些自知之明的。”
“老姚,你这话说得就过了。quot;方叶连忙阻止道。
姚圭甲摆了摆手说道:“上面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这几年与你再一起，才发现很多事不是机械的执行政策，搞政治与搞建设完全是两回事，别的不说，就说庆州其它几个县和我们同安一比,仅仅几年时间,差距已经不是—般的大了，我是真的说到了不少。”
这是事实，因此方叶几人都微微点了点头,姚圭甲端起酒盅与方叶一碰，而后带着请教的口吻说道:“老方，上海是大城市,到那边该怎么做,还请你指教一二。”
方叶落杯,略一思绪,便回道:“指教不敢当，与老哥相识几年，临别临之际大家交流一二倒是可以。
“请说。”姚圭甲抬手示意道。
方叶又想了想，这才说道:“老姚，其实就一句话，跟着党走，党说怎么搞就怎么搞。
姚圭甲点头思考了起来，接着问道:“同安的这套方法能在别的地方复制吗?
方叶摇了摇头，抬手道:“千万别这么做，同安是示范县，其它地方不是，在别的地方搞同安县这一套那是犯政治错误。
“可这样一来，地方经济就无法盘活了。“姚圭甲说道。
而方叶则是拉了拉姚圭甲的手臂说道:“老姚，跟着党的政策走，将党制订的政策落实好就是最大的成绩，千万不要有别的想法，而且在同安县形成的思维一定要转变过来，只要在执行政策层面，不干偏激就好，就是对地方人民最大的贡献。
姚圭甲沉默良久，而后点头道:“我明白了，多谢指点。
曾经姚圭甲在同安县就任期间还好，后来调到了无为，在那边干了不少天怒人怨的事，因此哪怕到了七八十年后，无为人民一提到他，便是开口就骂，其实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教条性的执行国家政策是一种普遍的政治正确，那些不这样干的反而挨批斗。
就比如曾席圣，他开始其实是不赞成大规模推行公社化的，而是在安徽一些地方搞起了单干实验，最后的结果也很好，农村工作部的邓子辉说安徽的老百姓自单干后，晚上提着灯干农活，可见在一个时期里，是单干还是公社化，从上到下都有着不同的思路。
自曾席圣主持安徽工作以来，他对工农业发展都特别重视，特别是安徽的农业，不仅解决了本省吃饭的问题，还有余粮接济河南、山东等地，而安徽逃荒的问题，也基本消失了。
1958年主席视察安徽，他看到地方农业发展之后，兴奋的说道:'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有希望，是有大希望的。
1960年山东农业受到了破坏，基于其在地方农业发展上的突出贡献，他成为了全国唯一身兼两省省委书记的同志，而到了1961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安徽地方痛定思痛，又在他的主持下，搞起了'责任田’，农业发展再创新高。
然而他的这种搞法违背了中央路线的要求，因为受到了最高领袖的点名批评，1962年他被调离安徽，随后一路降职，而责任田制度也就此落幕。
hua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站错了队，最高领袖一直认地喂疤没想到最后他支持起了少其的思路，特别是那r邱路线的分歧越来越大，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1i搞责任田这是晓平与少其支持的思路，主席则认为要继续推农业合作化，搞大集体。
甚至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前后，主席一度在参加会议时，都不让其发言，路线之争也好，权力之争也罢，都走向了白热化，主席回望四周，他已经无人可用了，哪怕一度认为会成为心腹的曾席圣也成为了别的一派，这恐怕是另主席十分伤心的一件事。
为了实现心中理想的图景，也为了重新掌控权力，走人民路线的领袖，终于祭出了大杀器，一场始无前便的文化大革命，就此开始了。
当然在此之前，主席也是有布局的，哪怕执政的权力受到挑战，但是军权他从未放松，因此林标接手军队，而在执政上，主席唯一的人选便是晓平，这是他在延安时期就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因此他对于晓平是十分信任的。
曾席圣被调离安徽后，所有人都不敢出来说话，唯独晓平努2席圣一撸到底，晓平的话被主席听到后，只是笑的并没有发动批判，反而就此接受了下来，可见那段时间，席对晓平是有多信任。
并不是它是否符合容所以，很多事情的发展，我客观规律，是否正确与否，政治上的事，从来就不是这样评价的，，而方叶也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自1953年后，他便决定在政治上三缄其口，不再发表任何观点。
治国理政是一件重大的政治议题，更是涉及政治路线的问疑取在这个问题之上，不存在是非对错，只有接受或者不接顺之者昌，逆之则亡。
主席原本的设想是，自己脱离凡务，专心当棋盘的布局者，由少其作为执行者，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少其与他在治国理政方面，却有着不同的路线，但自部分权力开始向少其转移的那一刻起，事情的变化就超出了自己的预料，朝着与他战略相反的方向而去，并且愈演愈烈。
，像中国这样多民族，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可能允许两个声音的存在，而现在权力核心的一二把手，却各自发着不同的声音，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方叶曾经以为，自己将历史资料递上去，也许能改变一些什么，但是后来他猛然发现，事情远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这是一三把手，谁该放弃自己既有路线的问题，而背后更有权力分配的重大问题，如果上层不能达成一致议建，那么一切都无法改变。
因此，路线之争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内部的权力之争才是底层色，这个问题究竟能否解决，它不取决于方叶，而方叶自认也无法解决。
特别是乌托邦理想主义思想之下，哪怕到了八十年后的未来，仍旧有许多人认为纯粹的公社化，大集体建立大同世界，实行完全体制的公有制分配，是一幅美好的愿景，是最正确的道路，都怪反贼们走偏了路，搞了改开走资化，否则这国家早就世界大同了。
可事实真的是那样吗?大同世界需要的是人类达到无可匹敌的生产力，内外部的矛盾都已经全部解决，且拥有一个完全公正的分配制度来确保分配的合理性与公正性，然而就当前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和世界上存在的矛盾，这个大同世界究竟是否能够实现呢?答案不言自明。
人们往往基于现有条件，用充满足够想象力的思维，去论证某种理想的现实性，就像21世纪的许多人们，他们认为如今都已经实现无人化生产了,世界的物质也足够丰富，如果当年不是反贼们搞走资改开，今天的乌托帮理想社会早就实现了，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总认为曾经一段时期内是一一个绝对公平化的分配时代，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这一时期里，表面看是绝对化的公平，但如果揭开那一层细纱，就能看清内里，分配其实从来就是不公平的。
工人退职养老金从1951年就开始了，而对农民的统购统销、户藉制度分别在1953年和1958年实施，农民户藉与土地严格捆绑，除了农业产出利润外的一切利润都被认定为非法。
1952年工人实行公费医疗报销制度; 1955年起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子女实行医疗统筹; 1958年凡事公职人员一律享有该制度的利益，医疗对象本人仅需出挂号费。
50年代农村地区开始出现了合作医疗，但是自发式的，真正的合作医疗法要到2003年。那一时期的农村地区的医疗水平极低，与城市里的职工与公职人员根本没法比，而且到了50年代末，农民并不是想进城看病就能进，还需要开证明。
所以城乡二元化，是从何时开始的?面对建国初期，农民进城的热潮，这种二元体制的建立，有它的合理性，毕竟国家资源总量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城市物质供给，但这种人为制度性设计，其实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的差距。
21世纪的人们坐在办公室或者工厂车间里，他们就自以为实现原来那种绝对公平化的制度，现在的一切剥削就会消失，孰不知如果实行那种制度，他们现在连坐在办公室或车间里的资格也许都不具备，看看自家的户口本往前数三十年，自己是农村还是城市户藉?
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无论是减少或者增加，只要有人获得的多，就有人会减少，因此世界上只存在相对合理、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分配制度，如果所有人的分配都完全公平，那么以人类现有的认知和生产力水平，这将是一个开始走向死亡的世界。
一切美好的描述，只是让人们听起来很美妙，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乌托邦式的理想主文就在给人们描绘这样二种蓝图，就如同古人总是追寻的三代之治”一样，看上去是哪样的正确，而又富有想象力，但是如果有人问他们‘三代之治'究竟该如何实现呢?古人们说要施仁政，要修身立己，是对道德的要求，后来进步了，换了一个说法，叫为**服务。
当正确的思想，与客观规律相悖，缺乏实践的环境或条件时，它就无法实现，因此这种思想只能做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存在，而不能认定它是实现的途径或者方法。
思想从来都只是方向而不是方法，如果认为按某某思想就能实现某某目的，这是错误的认识，而若是按某某方法来做，则才可能实现某某目的。
哲学范畴的理论联系到实际之中，共产主义就如同‘三代之治’，它是正确的思想，而在实践之上，最高领袖认为要坚持这一方向，然后采用纯粹的共产理论并联系实际，进行实践，要争取早日实现消除剥削;少其也坚持这一方向，但他采用的是实践方式与最高领袖不同，他认为自己的方式，相对来说更加贴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前者有苏联发展的样版在，已经获得了成功，因此最高领袖认为自己的设想完全可行，而后者则认为苏联的道路取得成功不假，但是它存在缺点，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应当换一个方式，不过这个方式没人走过，成功与否无人知道。
前者最终成功的实践的了自己的理论，但出现了与苏联一模一样的问题，后者最终也被继承者实践了他的理论，也同样出现了前者早就预言过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那么究竟谁才是成功的?其实无法评价。
我们只能从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层面来认知两者的实践结果，如果按这个方式，后者无疑更接近这一-规律，而也因此，后继者给予前者的实践评价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用是非对错来衡量，便是此理，因为对错确实无从谈起。
....万物复苏的时季，一年春播又来到，农田里农民伯伯们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田间地头挥鞭呼哧之声不绝于耳，接任姚圭甲暂代同安县委书记的桂林西正式上任了，而他来到县里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督察农业生产。
最近几日，县农业局长王更生一直陪同在桂林西的身旁，从城郊开始深入农村，走遍了周边的几个乡镇，至此桂林西也对同安县现在的农业情况有了切身的认识。
同安县现在农田72万亩，全县农村地区全面实行集体体制，强调农业互助合作，不过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是，同安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并不强制，而是由互助合作组长自愿组织安排，并由集体推动，更多是道德的约束，而不是制度的要求。
虽然同安县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是互助合作组在实践过程中却是做得很好，这也让桂林西感到很是诧异，此刻田埂之上，桂林西就像王更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桂林西问道:“王局长，县里是如何协调实现互助合作自愿原则的呢?要知道让人们去做与自己无利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别的地方说是自愿，但还是有强制性要求的，我看同安县完全不是这样。”
王更生笑了笑回道:“刚开始我们实行自互合作时，也是带有强制性的，但后来县里就没有这样搞了。这事要说清楚，还要从54年全县全面实行乡镇村集体体制开始。
他继续说道:quot;同安县的集体体制强调的是公共资源、公共利益的集体制，而并不是一切集体制，比如农田方面推行的是就是责任制，农田全面分到户，只规定种植作物，其余则由家庭自由耕作。
桂林西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王更生便继续说道:“这种方式就打破了过去互助合作的基础，因此刚开始部分农民责任田之后，也不想再给其它用耕作，毕竟这占用了自己的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里实行了两种方法，一个是广泛的宣传，一个是给予一定的利益。”
“请仔细说说。”桂林西说道。
王更生说道:“县里派出宣传队到全县各村进行宣传，讲述县里发生的互助合作的好人好事，从道德层面进行宣传，同时县里乡里还进行相关的表彰活动:而在利益方面，凡是愿互助合作帮助他人的，可以得到一些工分，这样一来就可用工分抵销一部分公共义务劳动，主动进行互助帮扶的家庭，比如某户人家出了耕牛，集体会给--些经济补贴。
“同时，在全县对村风村纪进行表彰和整顿活动，搞了许多道德模范村、模范组，什么互助合作模范之类，很快全县就刮起了帮助他人的优良风气，全县的村风村纪也为之唤然一新。
“另外，像失去生活能力的孤寡老人，缺乏劳动能力的家庭，推动村集体领导带头帮扶和村民组互助帮扶。”
“每到年底时，县乡镇村领导都会上门，去看望慰问那些孤寡和家境贫困的家庭，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而对于那些道德模范、互助模范的家庭，其成年子女县里也会优先选拔进入县里的工厂工作，所以几手下来，人们的互帮助扶热情很高。
“原来如此。”桂林西微微一笑点头道:quot;这恐怕也是方叶同志的手笔吧。
王更生裂开嘴笑了起来，答道:“是的，他在我们农业局时就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道德建设要做，但是利益也不能少，没有利益，这种事就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现在孤寡老人家的田基本上不需要自己耕作，年底时，四邻八组的老百姓送肉、送油、送粮已经形成了风气。
其实方叶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还是因为早年前耳濡目染的结果，他记得小时候，庄子和隔壁庄子里都有一户孤寡老人，大家就是这样照顾的。
每到杀年猪时，父母总会做好一碗烧肉拿上几斤挂面或者别的什么，先送完本庄子的邻居，然后端上肉走上一一里多地给另一位老人送去，而隔壁几个庄子的百姓都是如此。
特别是到年底时，老人家里几乎堆满了各种送来的吃食，后来两位老人先后走了，也是村子里大家集体出钱，集体打幡，入土为安，修的墓也是最好的，只是不知从何时起，这种道德风气慢慢的就没了。
前些年修高铁，庄子里的那位孤寡老人坟也没管，不知道被平了，还是被挖到哪里去了，曾经每年庄子里大家都会去烧纸，现在坟找不到了，也再没人去了。
桂林西说道:“农业生产关系到百姓的饭锅，更关系到国家的稳定，我刚过来对于县里的相关情况还不熟悉，你作为县农业一把手，一一定要盯好，全县72万亩农田的耕作还是按过去的方法，我不会干涉，若是出现问题要随时来找我。”
王更生连忙道:“请书记放心，县农业局的人都派了下去，另外农技站也全员出动，全力保证今年的春耕工作，保证不会出问题。
桂林西这才点起头来，说道:“耕牛是个大问题，虽说同安县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一些，但这个问题还是要抓紧解决。”
王更生回道:“县里为了解决耕牛的问题，53年就成立了养殖厂，去年第一批170头牛出栏，今年将会提高到500头，争取三年内养殖规模扩大到一千头。另外县里在耕生方面设有专款，已买了一批种牛回来，如果不是全国各地都要牛，我们今年就能解决全县耕牛的问题。
quot;现在缺口还有多少?”桂林西问道“全县目前有牛2235头，按每头牛每天能耕2至3亩田计，因此每十户需要三到四头牛，大约还缺1200头左右。”
牛真是一个大问题，不只是同安县缺，而是全国都缺，所以现在的同安县不是没有钱买牛，而是没有那么多的配给名额，所以自己养是一个好办法，虽然慢是慢了一些，但牛养殖起来了，以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耕牛使用，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至于发展农机，这确实是一一个更佳的方案，问题是，全国的油料一样缺，工业上使用都还不够，推广到农业上，现在还不是一个好时机，所以这不是搞出农机就能解决的问题，方叶知道，桂林西当然更知道。
全县正值春耕时节，不过这是政府工作与方叶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现在的他与无锡机床厂的赵正达一行人，刚刚签订完大型磨床工厂合作协议，接着就出席在同安县进行的工厂奠基仪式，当然作为如今同安县的一把手，桂林西自然是要出席的。
同安县国营饭店包间里,一张方桌上摆着七八个菜,昏黄的灯光之下几人却是已经噶得微薰,旦见县委书记姚圭甲左手勾在方叶的肩膀上，右手端着酒杯，双眯有些迷离的说道:“老方啊,这几年跟你在一起真是痛快，才几年时间,这家乡便大变了样，真想一直干下丢，再为家乡父老做点事，但关下无不散的宴席，兄弟我这―次离开也是应有之意。”
方叶的手臂也勾在姚圭甲的肩膀之上,端着酒杯说道:“老姚，你这次调到上海,这是高升啊，值得恭贺。”
两人酒盅一碰，便是一口干了，姚圭甲哈了一口气,落杯笑道:“这里都是自家兄弟，我也就直说了，那是什么高升,不过是之前与傅天璋那老小子吵了一架，上级着不过眼，将我打发走罢了，不过也是无所谓,去哪都是为人民服务。”
两人勾肩搭背,而他们对面就坐的则是刘伟和副书记张安国，就见刘伟说道:“老姚啊，能调到上海工作,这是好事，求乏不得，你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旁的张安国也笑着说道:“就是,老姚这是将我们几个丢在小县城，自己跑天上海快活去了啊。”
几人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就见姚圭甲抬手摆了摆满面春光的说道:“哪里，哪里，兄弟几个就别笑我了，我在同安县这几年就感到自己水平有待提升，还有许多地方要多学习，这一次能去上海,也是想多学习一下大城市的管理经验。”
“过两年,怕是又要高升了。“张安国看了看几人笑道。刘伟点了点头:“少不得一个市委书记或者市长。”
姚圭甲没有再说这些,从将手臂从方叶的肩上抽开,酒似乎也醒了不少，他拎起酒壶，起身先是给方叶倒了一杯，而后又给张安国和刘伟各自倒了一杯，方叶三人知道，他这是要谈正事了，也便停了插科打诨之态。
姚圭甲端起酒杯，第一杯却是敬向了张安国，说道:“老张,我走后:县里的书记由省委的桂林西同志接任，但桂部长天概率不会长期待在向安，因此县里的工作怕是要你主持。”
张安国表情从容,不过并没有说话,而是听着姚圭甲继续讲下去，就见他说道:“这几年我是着出来了，你的能力比我强，为人处事也比我优秀，以后县里的工作还要请你多费心了。”
“老姚请放心，我知道你的意思,华昌集团是县里的重要税收支柱,更是国家重要企业。“张安国看了看姚圭甲又看向了方叶说道:以前该怎么样，以后还是怎么样,我不会给县里，也不会给方叶同志拖后腿。”
两人酒杯一碰,姚圭甲一饮而尽，方才说道:“县里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能够成为示范县，方叶筒怎起到了芙键作用，多听议建是对的，你的能力要比我强，相信将来县里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姚圭甲又自斟了一杯，而后举向了刘伟,还不待说话,刘伟便说道:“老姚，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懂得,兄弟一起走一个。”
叮,两人酒盅一碰,落杯之后,姚圭甲又添满了酒,而后朝方叶说道:“老方，家乡有你这样的大才，这是家乡交老的幸事，能碰到你，也是我的幸事，但我知道，我在一些事情上，还无法真正理解你的思路和意图，我是一个糙人，指挥打仗还行,搞建设实话说，我是有些自知之明的。”
“老姚,你这话说得就过了。quot;方叶连忙阻止道。
姚圭甲摆了摆手说道:“上面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这几年与你再一起，才发现很多事不是机械的执行政策，搞政治与搞建设完全是两回事，别的不说，就说庆州其它几个县和我们同安一比,仅仅几年时间,差距已经不是—般的大了，我是真的说到了不少。”
这是事实，因此方叶几人都微微点了点头,姚圭甲端起酒盅与方叶一碰，而后带着请教的口吻说道:“老方，上海是大城市,到那边该怎么做,还请你指教一二。”
方叶落杯,略一思绪,便回道:“指教不敢当，与老哥相识几年，临别临之际大家交流一二倒是可以。
“请说。”姚圭甲抬手示意道。
方叶又想了想，这才说道:“老姚，其实就一句话，跟着党走，党说怎么搞就怎么搞。
姚圭甲点头思考了起来，接着问道:“同安的这套方法能在别的地方复制吗?
方叶摇了摇头，抬手道:“千万别这么做，同安是示范县，其它地方不是，在别的地方搞同安县这一套那是犯政治错误。
“可这样一来，地方经济就无法盘活了。“姚圭甲说道。
而方叶则是拉了拉姚圭甲的手臂说道:“老姚，跟着党的政策走，将党制订的政策落实好就是最大的成绩，千万不要有别的想法，而且在同安县形成的思维一定要转变过来，只要在执行政策层面，不干偏激就好，就是对地方人民最大的贡献。
姚圭甲沉默良久，而后点头道:“我明白了，多谢指点。
曾经姚圭甲在同安县就任期间还好，后来调到了无为，在那边干了不少天怒人怨的事，因此哪怕到了七八十年后，无为人民一提到他，便是开口就骂，其实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教条性的执行国家政策是一种普遍的政治正确，那些不这样干的反而挨批斗。
就比如曾席圣，他开始其实是不赞成大规模推行公社化的，而是在安徽一些地方搞起了单干实验，最后的结果也很好，农村工作部的邓子辉说安徽的老百姓自单干后，晚上提着灯干农活，可见在一个时期里，是单干还是公社化，从上到下都有着不同的思路。
自曾席圣主持安徽工作以来，他对工农业发展都特别重视，特别是安徽的农业，不仅解决了本省吃饭的问题，还有余粮接济河南、山东等地，而安徽逃荒的问题，也基本消失了。
1958年主席视察安徽，他看到地方农业发展之后，兴奋的说道:'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有希望，是有大希望的。
1960年山东农业受到了破坏，基于其在地方农业发展上的突出贡献，他成为了全国唯一身兼两省省委书记的同志，而到了1961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安徽地方痛定思痛，又在他的主持下，搞起了'责任田’，农业发展再创新高。
然而他的这种搞法违背了中央路线的要求，因为受到了最高领袖的点名批评，1962年他被调离安徽，随后一路降职，而责任田制度也就此落幕。
hua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站错了队，最高领袖一直认地喂疤没想到最后他支持起了少其的思路，特别是那r邱路线的分歧越来越大，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1i搞责任田这是晓平与少其支持的思路，主席则认为要继续推农业合作化，搞大集体。
甚至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前后，主席一度在参加会议时，都不让其发言，路线之争也好，权力之争也罢，都走向了白热化，主席回望四周，他已经无人可用了，哪怕一度认为会成为心腹的曾席圣也成为了别的一派，这恐怕是另主席十分伤心的一件事。
为了实现心中理想的图景，也为了重新掌控权力，走人民路线的领袖，终于祭出了大杀器，一场始无前便的文化大革命，就此开始了。
当然在此之前，主席也是有布局的，哪怕执政的权力受到挑战，但是军权他从未放松，因此林标接手军队，而在执政上，主席唯一的人选便是晓平，这是他在延安时期就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因此他对于晓平是十分信任的。
曾席圣被调离安徽后，所有人都不敢出来说话，唯独晓平努2席圣一撸到底，晓平的话被主席听到后，只是笑的并没有发动批判，反而就此接受了下来，可见那段时间，席对晓平是有多信任。
并不是它是否符合容所以，很多事情的发展，我客观规律，是否正确与否，政治上的事，从来就不是这样评价的，，而方叶也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自1953年后，他便决定在政治上三缄其口，不再发表任何观点。
治国理政是一件重大的政治议题，更是涉及政治路线的问疑取在这个问题之上，不存在是非对错，只有接受或者不接顺之者昌，逆之则亡。
主席原本的设想是，自己脱离凡务，专心当棋盘的布局者，由少其作为执行者，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少其与他在治国理政方面，却有着不同的路线，但自部分权力开始向少其转移的那一刻起，事情的变化就超出了自己的预料，朝着与他战略相反的方向而去，并且愈演愈烈。
，像中国这样多民族，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可能允许两个声音的存在，而现在权力核心的一二把手，却各自发着不同的声音，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方叶曾经以为，自己将历史资料递上去，也许能改变一些什么，但是后来他猛然发现，事情远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这是一三把手，谁该放弃自己既有路线的问题，而背后更有权力分配的重大问题，如果上层不能达成一致议建，那么一切都无法改变。
因此，路线之争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内部的权力之争才是底层色，这个问题究竟能否解决，它不取决于方叶，而方叶自认也无法解决。
特别是乌托邦理想主义思想之下，哪怕到了八十年后的未来，仍旧有许多人认为纯粹的公社化，大集体建立大同世界，实行完全体制的公有制分配，是一幅美好的愿景，是最正确的道路，都怪反贼们走偏了路，搞了改开走资化，否则这国家早就世界大同了。
可事实真的是那样吗?大同世界需要的是人类达到无可匹敌的生产力，内外部的矛盾都已经全部解决，且拥有一个完全公正的分配制度来确保分配的合理性与公正性，然而就当前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和世界上存在的矛盾，这个大同世界究竟是否能够实现呢?答案不言自明。
人们往往基于现有条件，用充满足够想象力的思维，去论证某种理想的现实性，就像21世纪的许多人们，他们认为如今都已经实现无人化生产了,世界的物质也足够丰富，如果当年不是反贼们搞走资改开，今天的乌托帮理想社会早就实现了，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总认为曾经一段时期内是一一个绝对公平化的分配时代，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这一时期里，表面看是绝对化的公平，但如果揭开那一层细纱，就能看清内里，分配其实从来就是不公平的。
工人退职养老金从1951年就开始了，而对农民的统购统销、户藉制度分别在1953年和1958年实施，农民户藉与土地严格捆绑，除了农业产出利润外的一切利润都被认定为非法。
1952年工人实行公费医疗报销制度; 1955年起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子女实行医疗统筹; 1958年凡事公职人员一律享有该制度的利益，医疗对象本人仅需出挂号费。
50年代农村地区开始出现了合作医疗，但是自发式的，真正的合作医疗法要到2003年。那一时期的农村地区的医疗水平极低，与城市里的职工与公职人员根本没法比，而且到了50年代末，农民并不是想进城看病就能进，还需要开证明。
所以城乡二元化，是从何时开始的?面对建国初期，农民进城的热潮，这种二元体制的建立，有它的合理性，毕竟国家资源总量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城市物质供给，但这种人为制度性设计，其实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的差距。
21世纪的人们坐在办公室或者工厂车间里，他们就自以为实现原来那种绝对公平化的制度，现在的一切剥削就会消失，孰不知如果实行那种制度，他们现在连坐在办公室或车间里的资格也许都不具备，看看自家的户口本往前数三十年，自己是农村还是城市户藉?
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无论是减少或者增加，只要有人获得的多，就有人会减少，因此世界上只存在相对合理、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分配制度，如果所有人的分配都完全公平，那么以人类现有的认知和生产力水平，这将是一个开始走向死亡的世界。
一切美好的描述，只是让人们听起来很美妙，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乌托邦式的理想主文就在给人们描绘这样二种蓝图，就如同古人总是追寻的三代之治”一样，看上去是哪样的正确，而又富有想象力，但是如果有人问他们‘三代之治'究竟该如何实现呢?古人们说要施仁政，要修身立己，是对道德的要求，后来进步了，换了一个说法，叫为**服务。
当正确的思想，与客观规律相悖，缺乏实践的环境或条件时，它就无法实现，因此这种思想只能做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存在，而不能认定它是实现的途径或者方法。
思想从来都只是方向而不是方法，如果认为按某某思想就能实现某某目的，这是错误的认识，而若是按某某方法来做，则才可能实现某某目的。
哲学范畴的理论联系到实际之中，共产主义就如同‘三代之治’，它是正确的思想，而在实践之上，最高领袖认为要坚持这一方向，然后采用纯粹的共产理论并联系实际，进行实践，要争取早日实现消除剥削;少其也坚持这一方向，但他采用的是实践方式与最高领袖不同，他认为自己的方式，相对来说更加贴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前者有苏联发展的样版在，已经获得了成功，因此最高领袖认为自己的设想完全可行，而后者则认为苏联的道路取得成功不假，但是它存在缺点，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应当换一个方式，不过这个方式没人走过，成功与否无人知道。
前者最终成功的实践的了自己的理论，但出现了与苏联一模一样的问题，后者最终也被继承者实践了他的理论，也同样出现了前者早就预言过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那么究竟谁才是成功的?其实无法评价。
我们只能从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层面来认知两者的实践结果，如果按这个方式，后者无疑更接近这一-规律，而也因此，后继者给予前者的实践评价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用是非对错来衡量，便是此理，因为对错确实无从谈起。
....万物复苏的时季，一年春播又来到，农田里农民伯伯们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田间地头挥鞭呼哧之声不绝于耳，接任姚圭甲暂代同安县委书记的桂林西正式上任了，而他来到县里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督察农业生产。
最近几日，县农业局长王更生一直陪同在桂林西的身旁，从城郊开始深入农村，走遍了周边的几个乡镇，至此桂林西也对同安县现在的农业情况有了切身的认识。
同安县现在农田72万亩，全县农村地区全面实行集体体制，强调农业互助合作，不过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是，同安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并不强制，而是由互助合作组长自愿组织安排，并由集体推动，更多是道德的约束，而不是制度的要求。
虽然同安县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是互助合作组在实践过程中却是做得很好，这也让桂林西感到很是诧异，此刻田埂之上，桂林西就像王更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桂林西问道:“王局长，县里是如何协调实现互助合作自愿原则的呢?要知道让人们去做与自己无利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别的地方说是自愿，但还是有强制性要求的，我看同安县完全不是这样。”
王更生笑了笑回道:“刚开始我们实行自互合作时，也是带有强制性的，但后来县里就没有这样搞了。这事要说清楚，还要从54年全县全面实行乡镇村集体体制开始。
他继续说道:quot;同安县的集体体制强调的是公共资源、公共利益的集体制，而并不是一切集体制，比如农田方面推行的是就是责任制，农田全面分到户，只规定种植作物，其余则由家庭自由耕作。
桂林西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王更生便继续说道:“这种方式就打破了过去互助合作的基础，因此刚开始部分农民责任田之后，也不想再给其它用耕作，毕竟这占用了自己的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里实行了两种方法，一个是广泛的宣传，一个是给予一定的利益。”
“请仔细说说。”桂林西说道。
王更生说道:“县里派出宣传队到全县各村进行宣传，讲述县里发生的互助合作的好人好事，从道德层面进行宣传，同时县里乡里还进行相关的表彰活动:而在利益方面，凡是愿互助合作帮助他人的，可以得到一些工分，这样一来就可用工分抵销一部分公共义务劳动，主动进行互助帮扶的家庭，比如某户人家出了耕牛，集体会给--些经济补贴。
“同时，在全县对村风村纪进行表彰和整顿活动，搞了许多道德模范村、模范组，什么互助合作模范之类，很快全县就刮起了帮助他人的优良风气，全县的村风村纪也为之唤然一新。
“另外，像失去生活能力的孤寡老人，缺乏劳动能力的家庭，推动村集体领导带头帮扶和村民组互助帮扶。”
“每到年底时，县乡镇村领导都会上门，去看望慰问那些孤寡和家境贫困的家庭，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而对于那些道德模范、互助模范的家庭，其成年子女县里也会优先选拔进入县里的工厂工作，所以几手下来，人们的互帮助扶热情很高。
“原来如此。”桂林西微微一笑点头道:quot;这恐怕也是方叶同志的手笔吧。
王更生裂开嘴笑了起来，答道:“是的，他在我们农业局时就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道德建设要做，但是利益也不能少，没有利益，这种事就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现在孤寡老人家的田基本上不需要自己耕作，年底时，四邻八组的老百姓送肉、送油、送粮已经形成了风气。
其实方叶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还是因为早年前耳濡目染的结果，他记得小时候，庄子和隔壁庄子里都有一户孤寡老人，大家就是这样照顾的。
每到杀年猪时，父母总会做好一碗烧肉拿上几斤挂面或者别的什么，先送完本庄子的邻居，然后端上肉走上一一里多地给另一位老人送去，而隔壁几个庄子的百姓都是如此。
特别是到年底时，老人家里几乎堆满了各种送来的吃食，后来两位老人先后走了，也是村子里大家集体出钱，集体打幡，入土为安，修的墓也是最好的，只是不知从何时起，这种道德风气慢慢的就没了。
前些年修高铁，庄子里的那位孤寡老人坟也没管，不知道被平了，还是被挖到哪里去了，曾经每年庄子里大家都会去烧纸，现在坟找不到了，也再没人去了。
桂林西说道:“农业生产关系到百姓的饭锅，更关系到国家的稳定，我刚过来对于县里的相关情况还不熟悉，你作为县农业一把手，一一定要盯好，全县72万亩农田的耕作还是按过去的方法，我不会干涉，若是出现问题要随时来找我。”
王更生连忙道:“请书记放心，县农业局的人都派了下去，另外农技站也全员出动，全力保证今年的春耕工作，保证不会出问题。
桂林西这才点起头来，说道:“耕牛是个大问题，虽说同安县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一些，但这个问题还是要抓紧解决。”
王更生回道:“县里为了解决耕牛的问题，53年就成立了养殖厂，去年第一批170头牛出栏，今年将会提高到500头，争取三年内养殖规模扩大到一千头。另外县里在耕生方面设有专款，已买了一批种牛回来，如果不是全国各地都要牛，我们今年就能解决全县耕牛的问题。
quot;现在缺口还有多少?”桂林西问道“全县目前有牛2235头，按每头牛每天能耕2至3亩田计，因此每十户需要三到四头牛，大约还缺1200头左右。”
牛真是一个大问题，不只是同安县缺，而是全国都缺，所以现在的同安县不是没有钱买牛，而是没有那么多的配给名额，所以自己养是一个好办法，虽然慢是慢了一些，但牛养殖起来了，以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耕牛使用，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至于发展农机，这确实是一一个更佳的方案，问题是，全国的油料一样缺，工业上使用都还不够，推广到农业上，现在还不是一个好时机，所以这不是搞出农机就能解决的问题，方叶知道，桂林西当然更知道。
全县正值春耕时节，不过这是政府工作与方叶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现在的他与无锡机床厂的赵正达一行人，刚刚签订完大型磨床工厂合作协议，接着就出席在同安县进行的工厂奠基仪式，当然作为如今同安县的一把手，桂林西自然是要出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