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4章 调整
山粉圆子2026年06月26日Ctrl+D 收藏本站
第414章 调整
时间回溯到1962年的5月，中常委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就是国内经济调整的问题，财经小组在会上提出了《关于讨论1961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中对此前经济会议上全国巨大财政赤字、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揭示。
同时，报告之中还指出,当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其主要表现是:工农业之间、工业业部与各环节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都不很适应，积累（国家和个人）和消费之间也不很适应。
1961年相比于1957年，工业总产值上升了45%，农业总产值同比下降了26%，其中重工业发展最快，上升达到了79%,而轻工业只有16%，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国家在发展规划之上，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衡问题。
这次会议做出提出了三项重大方针性措施:一是经济建设要与发展水平相适应,将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二是快速的解决当前财政经济问题,只要确定了情况就立即处理，行动要果断;三是1962年计划的平衡问题。
在具体的工作经济工作步骤上，将分为四步走:第一步继续精减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时下城市居民吃的是商品粮，这些粮食主要依靠国家征粮和统购统销获得，但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国家不仅要满足城市供应,还需要粮食到国外换汇，因此压力很大，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减少商品粮人口便是一个最直接的做法。
过去的1961年,全国减少了一千万城市人口，精减职工870多万;而到了1962年上半年，经过会议讨论后，决定在1962和1963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两千多万，精减职工一千万以上。
第二步便是进一步压低基本建设投资额，这个数字历史上是67亿元，不过由于国家对半导体产业的投入，数据比历史上要多，达到了100亿元，但即便如此，依旧比1960年少了280多亿元。
第三步降低重工业指标,全国的钢铁产量已经严重超过了国家的需求，因此要从3800万吨，降到2800万吨，减少一千万吨。
第四步便是对现有的工厂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全国国营企业总数为6.18万余个，中央直属企业849个(不含华昌集团)，国家将对这些中的一部分工厂进行缩小、合并、关停和改变生产任务。
时下很多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比如制糖、卷烟、罐头等企业的开工率不到30%;而全国236家纺织厂，事实只需要100家就足够了，而全国110多家机床厂，也只需要有一半开工即够，余下的企业便都在调整行列之中。
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大量的国有企业其实处在亏损状态，而国家在面对通货膨胀时，采用的政策其实是‘表疏实堵’，并且这个政策在实施之后，确实取得了收效。
但若将视线放长,那么就会发现，国家长期通胀的问题，其实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加上历史原因，一直到了1976年才结束。
不过在方叶的建议书中，对于国家的这次调整的一些地方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现下的通胀工农轻比例失衡的问题家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调整,提高本年度的粮食收购价,农民在获得更多利润的同时,也就有了消费能力。
老百姓衣食住行，衣摆在了第一位，就以目前全国这点可怜的纺织工业产量，其实根本不够七亿人口的消耗量,而之所以纺织厂没事做，其实还是因为老百姓没钱,买不起衣服。
刘主席的住所里，方叶向刘主席、总理和陈副总理说道:“上半年的麦子已经开征完闭,再调整已经来不及了，但水稻即将收割，国家可以将过去每斤0.176元，提高到0.2至0.25元。”
“同时，由于国家基础建设减少了，相应摊派也应减少，不说全部减免，但也至少应减一半，如此一来，以一户种植水稻的五口之家为例,假设该户有五亩田，粮食产量每亩550斤，全家一季总粮产出为2750斤，按中农12%加摊派减半，约合20%，征粮550斤，人均口粮350斤，存粮450斤，两季存粮至少900斤，假设国家收购价为0.2元，全年收入225元。”
“而过去，这一户人家，每年的粮食收益不过60至70元，现在随着粮食增产，收入翻了三倍。而对于国家来说，粮食多了，工业生产也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了。”
“比如，在增加工人收入的同时，增加城市粮食供应，增加副食品和轻工业品的生产，在条件合适的地区，如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发展养殖业，让老百姓的肉食量也增加一些。”
“老百姓有了钱就会消费，国家现在的纺织厂也就能全面开工了，不仅不要缩小，甚至还要在全国发出口号，每人每年—套新衣裳。假设全国七亿人口每人一年一件新衣，那么就需要七亿件衣裳，以我国现下的纺织工业来说，其实生产量是不足的。”
“去年我国布料的生产量只有31亿米,男女—套衣服平均下来,大约需要2.8米布，31亿米,实际上只够生产11亿件衣裳，而一人一年夏冬两季，需要最少两套衣服，那么也即最大只有5亿人有衣服穿，剩下的两亿人怎么办?因此布料的供给实际上是不足的。”
“每年两套新衣裳，老百姓还没有富到这种程度。”总理说道。
方叶则是回道:“那是因为现有的经济体制，使得老百姓买不起啊，不是老百姓没有需求，而是经济制度性造成的供需过量的假象。”持续-更新q@q@群@书@合集@81317*5933方叶继续说道:“何况，我国现在每年人口增长超过两千万，五年就一个亿，这些人同样要穿衣服，现在将纺织厂给缩并关掉了，两年之后，怎么办?全国会有2.4亿人在事实上，将缝缝补补又三年。”
陈副总理听明白了方叶要表达的意思，他说道:“所以你认为这些纺织厂不能关，然而通过增加收入的方式，实现你所提倡的经济循环。”
方叶点头道:“是啊，就全国来看，实际上当前各种物资的供应量不足的，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阶级，他们的收入仅够勉强支持家庭运转，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消费。”
“就以去年到今年的通胀为例,老百姓多卖出了大约相当于50亿元的物资，而这些钱却没有出现在市场，就是因为老百姓赚的这些钱，终于能够让家庭有了一些起色，一部分老百姓手中事实上是有了一点钱的。”
“可在此情况之下，国家本应加大市场供应,以将货币流通起来,可选择的却是减少城市和农村的供应;若继续减少，那这些钱依旧收回来,而国家放回农村的人，反而会加重农民的负担，这些钱就更难以收回来了。”
当下的1962年与历史上的1962年是不同的,过去的自然灾害没那么严重，因此国家的恢复其实要快得多，到了今年上半年收成之后，其实全国过半的地区都恢复了过来，而剩下的地区下半年也当能恢复过来，如此一来，陈副总理的调整计划，就过于激进了。
方叶的建议，其实也就是三板斧:第一、降低赋税增加人民收入从而刺激市场;第二、减少国家非赢利性基础投资，采取多样化税收政策保持税收正常;第三、进行工业生产指标调整，钢铁产量可适当减少，但应降低价格，增加民用钢铁制品业的产量;第四、增加农业、轻工业的投入，进—步提高粮食和轻工业产量，并在合适的地区推广农业现代化。
在方叶的建议中，1962年自行车产量应当从两百万量提高到至少八百万辆，全面取消━般钢铁制品的销售凭证制度，同时不再对如自行车等钢铁制品业的指标性限制，将其价格打下来。
比如过去一辆自行车的调拔价达到了惊人的162至180元间，市场销售价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这样的价格简直让人望而生畏，而方叶的建议是，取消调拔价，采用市场价，卖什么价格有企业自己定。
这样一来，各自行车企业之间就有了竞争，为了拿到更多的订单,价格就会打下来，而实际上一辆自行车的成本是多少钱呢?随着新中国钢铁产量的大幅增长，成本价其实已经不到80元了,而国家采用指标生产加上价格控制，使得其成本大约在100到120元。
这其实十分的扯淡，这种调拔价限制,表面上看好像使得人民受益了,但实际情况已经改变，钢铁的价格至少可以降低40%，自行车的成本，也将会降低40%左右，若产量越大，采用市场薄利多销的原因，其销售价格会直接腰斩。
方叶给三位领袖算了一笔账，说道:“通过一般计算可知，实际上虽然橡胶这种战略物资国家还需要大量储备，价格不能大幅下降,但钢铁的价格完全可以降下来,我们假设—吨钢降价30%，那么制造成本也将会直接降低三成。”
“比如现在一车自行车的市场价,最便宜的也要120元，这已经远远大于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总收入了，这个价格是非常不合理的，一旦国家不再使用调拔价,而是市场价,那么企业间就会形成价格竞争。”
“在这种竞争之下，一辆自行车的成本会降到70元以下，如果大批量制造的话，成本会更低，大约在45至60元之间，假设—辆车市场利润为30%，最高也不会超过80元。”
“自行车放开卖之后，城市里就会多很多个体商铺，这同样增加了就业，一辆自行车的销售价一开始将会降到100元以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低,将来会90元，80元，70元，然后一路降，降到最后,可能只需要60元就能买一辆。”
刘主席说道:“这现实吗?你刚才都说成本最低需要45元了，卖60元,那不是亏本吗?”方叶却是摇头道:“不是这样算的,假设自行车年生产量超过五千万辆,销售量大了，企业在竞争之下，自然会薄利多销,而企业对钢铁的需求增加了，钢铁生产量又饱和，只要国家保持钢价持续降低，制造的成本就会更低。”
“由于生产数量巨大，企业批量化生产以后，生产效率就会更高,成本会更低，一辆自行车的制造成本可能只需要35元甚至更低。假设企业一辆车的利润为十五元,销售商利润为十元，总价不会超过60元，企业一年生产一千万辆自行车，那么毛利润就是1.5亿元。”
“这样一来，国家保证了企业的利润，工人有了生计，解决了就业矛盾,老百姓以低价获得了重要的交通工具,市场还变得繁荣了起来,国家又可以从中征相应的税收,增加了税赋，同时企业在不断的竞争之中，还会因市场需求，开发多样化的产品，促进企业进步，可谓一举多得。”
自行车合适搞市场化，因为它的受众群体太大了,而汽车行业,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市场化,现下钢铁石油都不缺，那么汽车产业就可以发展起来了，国家需要大力提高汽车特别是卡车的产量，先解决国内高物流成本的问题。
方叶说道:“大量的卡车，会使得物流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同比单位商品的物价也会降低,而价格低了，受众的群体也就更多了，销售得多，就意味着企业需要扩厂，就需要更多的工人，从而大量增加就业。”
“工人有了可观的收入保障,物价就低了下来,消费自然也就上去了，而农民的收入也提升了，他们同样也就有了基础工业品的消费需求。”
“卡车要铺到全国各县镇乡，自行车、拖拉机要铺到广大农村,收音机、录音机、缝初机、锅碗瓢盆大量钢铁制品全面普及，这会形成一个极其庞大的市场,而这样做最终实现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发展工业，实现工业的内部自我升级;二是用工业的市场化应用，积累一定的财富,最终完成对农业的反哺。国家应当有计划，争取在20年内取消农业税,终止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交农业税的历史,这将是史无前例的历史功绩。”
如今一吨钢铁的国家定价依旧为600元，这个价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矿石、煤碳开采水平低下导致的,但国家同时维护这个价格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与保证国家收入有关。
可是高价格，极大的影响了钢铁制品的成本,事实上如果国家下决心，如今成品碳钢一吨价格降到450元完全没问题，无非是国家在短期内少收一些钱，但相比于保证了大量钢铁工人的工作以及国家钢铁工业的持续发展来说，这点降价其实也能很快收回来，并且还能收得更多。
方叶对于经济学并不懂,但他懂得市场原理啊，基本的经济循环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懂得的，这在未来那边都是常识，随便一名普通的老百姓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可这套理论与现有的体制存在冲突，国家如果要这样做,那么就需要做出—次较大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相当于一次改革尝试了。
部分商品的销售凭证制度一旦取消，那么企业就将会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同时减少对个体户的限制,让物流流通起来,这又会形成新的‘城市资产阶级’，而这种阶级在现下是要严厉打击的。
在这个个人商业活动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的年代，哪怕国家从60年就正式全面允许了个体户经营，甚至一度大规模退还了过去公私合营的一些商铺，放开了部分商品的个人经营，但个体户的发展依旧艰难。
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国家控制了一切,所有生产全部是国家在管控,包括物流都是国家在管理，全国各地的县一级运输大队，是国家经营的,个体户想找他们运货，那简直难如登天。
许多地方官员思想过正,对于个体户非常抵触,认为这是‘走资’，那些个体户要到别地进货，需要县镇乡甚至村开条子或介绍信,但是大多数地方根本不给开,理由是‘走资’,极端的地区，甚至将那想干个体户的人抓起来批斗,这种事在国内屡见不鲜。
国家对于这些行为，也没法公开批评，毕竟现在是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很多政策的实行还需要大辩经,国内高层官员之中，这种斗争也不少，这严重的妨碍了国内个体经营的发展,所以这个政策开展到现在将近两年了,除了个别大城市,其它地区发展很有限。
从全国范围来看，只有同安这个示范县是个例外，县里最早也是国营运输公司,但随着南来北往的货物增加，县国营运输公司从一开始只有几辆卡车，发展到了现下运输卡车就有四百多辆,然而这还远远不够。
在此情形之下，方叶给了县里建议，国营运输公司不能继续盲目扩张了，应当引入民间力量加入进来,至此县里开始允许那些作坊主、私营企业买汽车而后在同安县任何人买，县里都给指标，这让一些胆子大的青年,开始搞起了运输业务。
要知道一辆ca10解放卡车并不便宜，价格达到了1.1万元，如此高昂的价格,也只有同安县的一些个人能买得起。
自从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后，开始搞个人运输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买了车之后，便挂靠在县国营运输汽车公司之下，一年交一些费用,其余的挣多少全部看个人能力,当然缴税的义务也跑不掉。
如今同安县是现下全国最大的自由批发市场，生意根本不缺，自从全国各地个体户知道在这里能买到一切需要的货物之后，无数的个体商人跑到了过来,然后整车整车的货物往回拉，而在这些商人的眼中，同安县就如同天堂一般。
这里除了国家严控的商品,绝大多数商品都自由购买，不需要任何凭证,也不需要任何人指派，拿着钱想买什么买什么,而且运输也不需要看脸色，只要是订单,无论找县国营汽车运输公司，还是个人运输,双方谈好价格即可。
大量的货物向同安县集中，这让同安到庆州、同安到合肥的交通异常的繁忙了起来,每日穿梭于各地的车辆络绎不绝，而这也是方叶想到了建收费站的原因,省里拿老百姓税收修好的公路,就这样免费给经营性的企业和个人用，那亏的不还是老百姓吗?
所以上个月时，方叶就向省委邓书记提了议建，他觉得要在合肥至庆州的国道上设收费站,从合肥开始，舒县、同安、庆州各设一个收费站，收费标准按车辆大小不同和公里来计。
小型1.5吨以下小型车，一公里五厘,从合肥到庆州，全程约130公里,收费0.65元;而卡车则按中型和大型半挂车来收，中型车一公里一分，大型挂车，一公里二分，全程最高收费2.6元。
别小看这—点费用,要知道现下每天近千车次的车辆跑在这条道路上，即便平均每辆车收费五毛钱,那么一天也有五六百元,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元，除去各项开支，每月净赚不会低于八千元，一年收费就有十来万元，而这还只是开始。
随着全省经济的发展，以及将来车辆的普及,这条路上的车次只会更多，不出三两年,这条路上每天通过的车次就会超过五千趟，将来每天上万甚到数万次车辆通过，—天的收入将很巨大，一个月至少有十几万元的收入，一年下来收费可能超过两百万元，甚至更多。
所以，为了让领袖们看到这种收费的价值,于是方叶提议，可在安徽搞试点,就以同庆公路作为试点对象，看看收费后，国家到底是亏还是赚。
对于这个不花国家一毛钱，反而会可能产生经济价值的提议，虽然它有些违反了‘公有制分配原则’，但三位领袖还是同意可先搞着看看，至于在全国设收费站的事，则要看安徽的这条公路收益情况及老百姓的反应之后再说。
不过对于方叶提出的其它建议，刘主席几人研究之后，随即在中央召集了一次会议，就对于降低钢铁售价及一部分民用商品放开销售的问题举行了讨论，当然也是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说服的过程,不过这些同志虽然有些不是很理解,但看到增产带来的利益之后,也就选择了默认。
1962年7月中旬的一日,经过中央多轮讨论，达成了一系列决策,其中包括降低钢铁售价,增加卡车产量、取消自行车、缝初机、录音机、收音机、五金小商品及一般工业日用品的销售凭证制度,并且拓宽了销售渠道,个体经营者,可以购买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商品销量上限。
这个上限的设定，其实是为了防止‘投机倒把’，以及囤货居其,毕竟现下政策刚出来，生产量还没有跟上，很容易因为大量批发，造成货物短缺。
在具体的限额上，如个体经营者，每个月允许不超过五百辆自行车的经营配额,其它如针头线脑、锅碗瓢盆、各种农具等的上限则设得很高，只要不是那种超出经营实际能力的批发，国家则不加以限制，但日化用品还是如自行车等—样有配额，毕竟国内现下化工并不发达。
这一变化，对于全国的个体经营者来说无疑如同久旱适甘霖，因为除了限制配额的货物以外，其它货物的批发再也不需要任何货物凭证了，而政策松绑给国家商业发展带来的变化也是极大的。
整个八月间，国内的小商品销售变得紧俏了起来,很多之前半死不活的国营工厂，一下子接到了大量的订单,这些订单大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新成立的供销社批发公司，仅仅一个八月间，全国近半的相关生产企业实现了全面开工。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十月，全国几乎所有的相关生产的国营工厂都实现了满额开工，不仅如此,其订单所获的订单总量，更是翻了两三番。
这个变化，一度让搞经济多年的陈副总理困惑不解,他后来特地派人到同安县找到方叶，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而方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为随着政策的松绑，全国数千万个体户的作用真正的发挥了出来,作为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他们的销售渠道更宽更加多元且更加深入,他们与那些国营商店和供应社不同,这些人会走街串户，上门推销。
这样的工作并不轻松,但是不要小看他们的作用，等着上门买或直接送上门完全是两回事，一些老百姓可能不到紧需时不会买，但随着货郎上门，就会产生冲动性消费。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全国的个体户数量达到四千万个之多，但由于之前的各种限制，其实很多走街串户的人，因为价格、销售数控制等原因,使得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做，但现下不同了，价格降了，限制少了，经营更加自由了。
就比如,假设一个挑货郎，一天卖一包缝衣针，全国数百万个挑货郎，一天全国就得卖掉数千万根针，与此同时还会有其它的商品,比如头绳、纽扣、缝衣纱线、指刀甲、发卡等等，带动的是上百种货品的销售,积少成多之下这个数字是十分庞大的。
当然，除此之外，国家还以安徽、江苏、江西、河南、四川五省作为试点,在这几个省提高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收购价格，水稻每斤从此前的0.176元，上涨到了0.206元,别看只涨了三分钱，但一百斤就是三块，一千斤就是三十块。
这其中安徽省作为全国最早推行新品种小麦和水稻的种植产区，1962年全年粮食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小麦亩产达到了创纪录的375公斤，水稻亩产更是高达411公斤，全省粮食产量整体较1961年上涨了三成半，较1959年翻了整整—番。
同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南等临近省份，新粮种推广也过半，粮食产量较推广之前,上涨了五到六成，至此在1962年秋后完成之后，全国一下子从过去三千三百多亿斤每年的粮食产量，上张到了四千二百亿斤，整整多出了九百亿斤粮，足以多养活2500万人。
这一切都证实了方叶之前的推断,全国的粮食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不仅如此,国家粮食还出现了富余,多出来的粮食做什么呢?当然是做副食品,然后发展养殖业，提高老百姓的粮食配额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工业。
时间回溯到1962年的5月，中常委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就是国内经济调整的问题，财经小组在会上提出了《关于讨论1961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中对此前经济会议上全国巨大财政赤字、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揭示。
同时，报告之中还指出,当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其主要表现是:工农业之间、工业业部与各环节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都不很适应，积累（国家和个人）和消费之间也不很适应。
1961年相比于1957年，工业总产值上升了45%，农业总产值同比下降了26%，其中重工业发展最快，上升达到了79%,而轻工业只有16%，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国家在发展规划之上，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衡问题。
这次会议做出提出了三项重大方针性措施:一是经济建设要与发展水平相适应,将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二是快速的解决当前财政经济问题,只要确定了情况就立即处理，行动要果断;三是1962年计划的平衡问题。
在具体的工作经济工作步骤上，将分为四步走:第一步继续精减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时下城市居民吃的是商品粮，这些粮食主要依靠国家征粮和统购统销获得，但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国家不仅要满足城市供应,还需要粮食到国外换汇，因此压力很大，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减少商品粮人口便是一个最直接的做法。
过去的1961年,全国减少了一千万城市人口，精减职工870多万;而到了1962年上半年，经过会议讨论后，决定在1962和1963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两千多万，精减职工一千万以上。
第二步便是进一步压低基本建设投资额，这个数字历史上是67亿元，不过由于国家对半导体产业的投入，数据比历史上要多，达到了100亿元，但即便如此，依旧比1960年少了280多亿元。
第三步降低重工业指标,全国的钢铁产量已经严重超过了国家的需求，因此要从3800万吨，降到2800万吨，减少一千万吨。
第四步便是对现有的工厂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全国国营企业总数为6.18万余个，中央直属企业849个(不含华昌集团)，国家将对这些中的一部分工厂进行缩小、合并、关停和改变生产任务。
时下很多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比如制糖、卷烟、罐头等企业的开工率不到30%;而全国236家纺织厂，事实只需要100家就足够了，而全国110多家机床厂，也只需要有一半开工即够，余下的企业便都在调整行列之中。
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大量的国有企业其实处在亏损状态，而国家在面对通货膨胀时，采用的政策其实是‘表疏实堵’，并且这个政策在实施之后，确实取得了收效。
但若将视线放长,那么就会发现，国家长期通胀的问题，其实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加上历史原因，一直到了1976年才结束。
不过在方叶的建议书中，对于国家的这次调整的一些地方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现下的通胀工农轻比例失衡的问题家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调整,提高本年度的粮食收购价,农民在获得更多利润的同时,也就有了消费能力。
老百姓衣食住行，衣摆在了第一位，就以目前全国这点可怜的纺织工业产量，其实根本不够七亿人口的消耗量,而之所以纺织厂没事做，其实还是因为老百姓没钱,买不起衣服。
刘主席的住所里，方叶向刘主席、总理和陈副总理说道:“上半年的麦子已经开征完闭,再调整已经来不及了，但水稻即将收割，国家可以将过去每斤0.176元，提高到0.2至0.25元。”
“同时，由于国家基础建设减少了，相应摊派也应减少，不说全部减免，但也至少应减一半，如此一来，以一户种植水稻的五口之家为例,假设该户有五亩田，粮食产量每亩550斤，全家一季总粮产出为2750斤，按中农12%加摊派减半，约合20%，征粮550斤，人均口粮350斤，存粮450斤，两季存粮至少900斤，假设国家收购价为0.2元，全年收入225元。”
“而过去，这一户人家，每年的粮食收益不过60至70元，现在随着粮食增产，收入翻了三倍。而对于国家来说，粮食多了，工业生产也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了。”
“比如，在增加工人收入的同时，增加城市粮食供应，增加副食品和轻工业品的生产，在条件合适的地区，如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发展养殖业，让老百姓的肉食量也增加一些。”
“老百姓有了钱就会消费，国家现在的纺织厂也就能全面开工了，不仅不要缩小，甚至还要在全国发出口号，每人每年—套新衣裳。假设全国七亿人口每人一年一件新衣，那么就需要七亿件衣裳，以我国现下的纺织工业来说，其实生产量是不足的。”
“去年我国布料的生产量只有31亿米,男女—套衣服平均下来,大约需要2.8米布，31亿米,实际上只够生产11亿件衣裳，而一人一年夏冬两季，需要最少两套衣服，那么也即最大只有5亿人有衣服穿，剩下的两亿人怎么办?因此布料的供给实际上是不足的。”
“每年两套新衣裳，老百姓还没有富到这种程度。”总理说道。
方叶则是回道:“那是因为现有的经济体制，使得老百姓买不起啊，不是老百姓没有需求，而是经济制度性造成的供需过量的假象。”持续-更新q@q@群@书@合集@81317*5933方叶继续说道:“何况，我国现在每年人口增长超过两千万，五年就一个亿，这些人同样要穿衣服，现在将纺织厂给缩并关掉了，两年之后，怎么办?全国会有2.4亿人在事实上，将缝缝补补又三年。”
陈副总理听明白了方叶要表达的意思，他说道:“所以你认为这些纺织厂不能关，然而通过增加收入的方式，实现你所提倡的经济循环。”
方叶点头道:“是啊，就全国来看，实际上当前各种物资的供应量不足的，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阶级，他们的收入仅够勉强支持家庭运转，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消费。”
“就以去年到今年的通胀为例,老百姓多卖出了大约相当于50亿元的物资，而这些钱却没有出现在市场，就是因为老百姓赚的这些钱，终于能够让家庭有了一些起色，一部分老百姓手中事实上是有了一点钱的。”
“可在此情况之下，国家本应加大市场供应,以将货币流通起来,可选择的却是减少城市和农村的供应;若继续减少，那这些钱依旧收回来,而国家放回农村的人，反而会加重农民的负担，这些钱就更难以收回来了。”
当下的1962年与历史上的1962年是不同的,过去的自然灾害没那么严重，因此国家的恢复其实要快得多，到了今年上半年收成之后，其实全国过半的地区都恢复了过来，而剩下的地区下半年也当能恢复过来，如此一来，陈副总理的调整计划，就过于激进了。
方叶的建议，其实也就是三板斧:第一、降低赋税增加人民收入从而刺激市场;第二、减少国家非赢利性基础投资，采取多样化税收政策保持税收正常;第三、进行工业生产指标调整，钢铁产量可适当减少，但应降低价格，增加民用钢铁制品业的产量;第四、增加农业、轻工业的投入，进—步提高粮食和轻工业产量，并在合适的地区推广农业现代化。
在方叶的建议中，1962年自行车产量应当从两百万量提高到至少八百万辆，全面取消━般钢铁制品的销售凭证制度，同时不再对如自行车等钢铁制品业的指标性限制，将其价格打下来。
比如过去一辆自行车的调拔价达到了惊人的162至180元间，市场销售价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这样的价格简直让人望而生畏，而方叶的建议是，取消调拔价，采用市场价，卖什么价格有企业自己定。
这样一来，各自行车企业之间就有了竞争，为了拿到更多的订单,价格就会打下来，而实际上一辆自行车的成本是多少钱呢?随着新中国钢铁产量的大幅增长，成本价其实已经不到80元了,而国家采用指标生产加上价格控制，使得其成本大约在100到120元。
这其实十分的扯淡，这种调拔价限制,表面上看好像使得人民受益了,但实际情况已经改变，钢铁的价格至少可以降低40%，自行车的成本，也将会降低40%左右，若产量越大，采用市场薄利多销的原因，其销售价格会直接腰斩。
方叶给三位领袖算了一笔账，说道:“通过一般计算可知，实际上虽然橡胶这种战略物资国家还需要大量储备，价格不能大幅下降,但钢铁的价格完全可以降下来,我们假设—吨钢降价30%，那么制造成本也将会直接降低三成。”
“比如现在一车自行车的市场价,最便宜的也要120元，这已经远远大于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总收入了，这个价格是非常不合理的，一旦国家不再使用调拔价,而是市场价,那么企业间就会形成价格竞争。”
“在这种竞争之下，一辆自行车的成本会降到70元以下，如果大批量制造的话，成本会更低，大约在45至60元之间，假设—辆车市场利润为30%，最高也不会超过80元。”
“自行车放开卖之后，城市里就会多很多个体商铺，这同样增加了就业，一辆自行车的销售价一开始将会降到100元以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低,将来会90元，80元，70元，然后一路降，降到最后,可能只需要60元就能买一辆。”
刘主席说道:“这现实吗?你刚才都说成本最低需要45元了，卖60元,那不是亏本吗?”方叶却是摇头道:“不是这样算的,假设自行车年生产量超过五千万辆,销售量大了，企业在竞争之下，自然会薄利多销,而企业对钢铁的需求增加了，钢铁生产量又饱和，只要国家保持钢价持续降低，制造的成本就会更低。”
“由于生产数量巨大，企业批量化生产以后，生产效率就会更高,成本会更低，一辆自行车的制造成本可能只需要35元甚至更低。假设企业一辆车的利润为十五元,销售商利润为十元，总价不会超过60元，企业一年生产一千万辆自行车，那么毛利润就是1.5亿元。”
“这样一来，国家保证了企业的利润，工人有了生计，解决了就业矛盾,老百姓以低价获得了重要的交通工具,市场还变得繁荣了起来,国家又可以从中征相应的税收,增加了税赋，同时企业在不断的竞争之中，还会因市场需求，开发多样化的产品，促进企业进步，可谓一举多得。”
自行车合适搞市场化，因为它的受众群体太大了,而汽车行业,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市场化,现下钢铁石油都不缺，那么汽车产业就可以发展起来了，国家需要大力提高汽车特别是卡车的产量，先解决国内高物流成本的问题。
方叶说道:“大量的卡车，会使得物流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同比单位商品的物价也会降低,而价格低了，受众的群体也就更多了，销售得多，就意味着企业需要扩厂，就需要更多的工人，从而大量增加就业。”
“工人有了可观的收入保障,物价就低了下来,消费自然也就上去了，而农民的收入也提升了，他们同样也就有了基础工业品的消费需求。”
“卡车要铺到全国各县镇乡，自行车、拖拉机要铺到广大农村,收音机、录音机、缝初机、锅碗瓢盆大量钢铁制品全面普及，这会形成一个极其庞大的市场,而这样做最终实现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发展工业，实现工业的内部自我升级;二是用工业的市场化应用，积累一定的财富,最终完成对农业的反哺。国家应当有计划，争取在20年内取消农业税,终止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交农业税的历史,这将是史无前例的历史功绩。”
如今一吨钢铁的国家定价依旧为600元，这个价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矿石、煤碳开采水平低下导致的,但国家同时维护这个价格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与保证国家收入有关。
可是高价格，极大的影响了钢铁制品的成本,事实上如果国家下决心，如今成品碳钢一吨价格降到450元完全没问题，无非是国家在短期内少收一些钱，但相比于保证了大量钢铁工人的工作以及国家钢铁工业的持续发展来说，这点降价其实也能很快收回来，并且还能收得更多。
方叶对于经济学并不懂,但他懂得市场原理啊，基本的经济循环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懂得的，这在未来那边都是常识，随便一名普通的老百姓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可这套理论与现有的体制存在冲突，国家如果要这样做,那么就需要做出—次较大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相当于一次改革尝试了。
部分商品的销售凭证制度一旦取消，那么企业就将会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同时减少对个体户的限制,让物流流通起来,这又会形成新的‘城市资产阶级’，而这种阶级在现下是要严厉打击的。
在这个个人商业活动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的年代，哪怕国家从60年就正式全面允许了个体户经营，甚至一度大规模退还了过去公私合营的一些商铺，放开了部分商品的个人经营，但个体户的发展依旧艰难。
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国家控制了一切,所有生产全部是国家在管控,包括物流都是国家在管理，全国各地的县一级运输大队，是国家经营的,个体户想找他们运货，那简直难如登天。
许多地方官员思想过正,对于个体户非常抵触,认为这是‘走资’，那些个体户要到别地进货，需要县镇乡甚至村开条子或介绍信,但是大多数地方根本不给开,理由是‘走资’,极端的地区，甚至将那想干个体户的人抓起来批斗,这种事在国内屡见不鲜。
国家对于这些行为，也没法公开批评，毕竟现在是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很多政策的实行还需要大辩经,国内高层官员之中，这种斗争也不少，这严重的妨碍了国内个体经营的发展,所以这个政策开展到现在将近两年了,除了个别大城市,其它地区发展很有限。
从全国范围来看，只有同安这个示范县是个例外，县里最早也是国营运输公司,但随着南来北往的货物增加，县国营运输公司从一开始只有几辆卡车，发展到了现下运输卡车就有四百多辆,然而这还远远不够。
在此情形之下，方叶给了县里建议，国营运输公司不能继续盲目扩张了，应当引入民间力量加入进来,至此县里开始允许那些作坊主、私营企业买汽车而后在同安县任何人买，县里都给指标，这让一些胆子大的青年,开始搞起了运输业务。
要知道一辆ca10解放卡车并不便宜，价格达到了1.1万元，如此高昂的价格,也只有同安县的一些个人能买得起。
自从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后，开始搞个人运输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买了车之后，便挂靠在县国营运输汽车公司之下，一年交一些费用,其余的挣多少全部看个人能力,当然缴税的义务也跑不掉。
如今同安县是现下全国最大的自由批发市场，生意根本不缺，自从全国各地个体户知道在这里能买到一切需要的货物之后，无数的个体商人跑到了过来,然后整车整车的货物往回拉，而在这些商人的眼中，同安县就如同天堂一般。
这里除了国家严控的商品,绝大多数商品都自由购买，不需要任何凭证,也不需要任何人指派，拿着钱想买什么买什么,而且运输也不需要看脸色，只要是订单,无论找县国营汽车运输公司，还是个人运输,双方谈好价格即可。
大量的货物向同安县集中，这让同安到庆州、同安到合肥的交通异常的繁忙了起来,每日穿梭于各地的车辆络绎不绝，而这也是方叶想到了建收费站的原因,省里拿老百姓税收修好的公路,就这样免费给经营性的企业和个人用，那亏的不还是老百姓吗?
所以上个月时，方叶就向省委邓书记提了议建，他觉得要在合肥至庆州的国道上设收费站,从合肥开始，舒县、同安、庆州各设一个收费站，收费标准按车辆大小不同和公里来计。
小型1.5吨以下小型车，一公里五厘,从合肥到庆州，全程约130公里,收费0.65元;而卡车则按中型和大型半挂车来收，中型车一公里一分，大型挂车，一公里二分，全程最高收费2.6元。
别小看这—点费用,要知道现下每天近千车次的车辆跑在这条道路上，即便平均每辆车收费五毛钱,那么一天也有五六百元,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元，除去各项开支，每月净赚不会低于八千元，一年收费就有十来万元，而这还只是开始。
随着全省经济的发展，以及将来车辆的普及,这条路上的车次只会更多，不出三两年,这条路上每天通过的车次就会超过五千趟，将来每天上万甚到数万次车辆通过，—天的收入将很巨大，一个月至少有十几万元的收入，一年下来收费可能超过两百万元，甚至更多。
所以，为了让领袖们看到这种收费的价值,于是方叶提议，可在安徽搞试点,就以同庆公路作为试点对象，看看收费后，国家到底是亏还是赚。
对于这个不花国家一毛钱，反而会可能产生经济价值的提议，虽然它有些违反了‘公有制分配原则’，但三位领袖还是同意可先搞着看看，至于在全国设收费站的事，则要看安徽的这条公路收益情况及老百姓的反应之后再说。
不过对于方叶提出的其它建议，刘主席几人研究之后，随即在中央召集了一次会议，就对于降低钢铁售价及一部分民用商品放开销售的问题举行了讨论，当然也是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说服的过程,不过这些同志虽然有些不是很理解,但看到增产带来的利益之后,也就选择了默认。
1962年7月中旬的一日,经过中央多轮讨论，达成了一系列决策,其中包括降低钢铁售价,增加卡车产量、取消自行车、缝初机、录音机、收音机、五金小商品及一般工业日用品的销售凭证制度,并且拓宽了销售渠道,个体经营者,可以购买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商品销量上限。
这个上限的设定，其实是为了防止‘投机倒把’，以及囤货居其,毕竟现下政策刚出来，生产量还没有跟上，很容易因为大量批发，造成货物短缺。
在具体的限额上，如个体经营者，每个月允许不超过五百辆自行车的经营配额,其它如针头线脑、锅碗瓢盆、各种农具等的上限则设得很高，只要不是那种超出经营实际能力的批发，国家则不加以限制，但日化用品还是如自行车等—样有配额，毕竟国内现下化工并不发达。
这一变化，对于全国的个体经营者来说无疑如同久旱适甘霖，因为除了限制配额的货物以外，其它货物的批发再也不需要任何货物凭证了，而政策松绑给国家商业发展带来的变化也是极大的。
整个八月间，国内的小商品销售变得紧俏了起来,很多之前半死不活的国营工厂，一下子接到了大量的订单,这些订单大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新成立的供销社批发公司，仅仅一个八月间，全国近半的相关生产企业实现了全面开工。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十月，全国几乎所有的相关生产的国营工厂都实现了满额开工，不仅如此,其订单所获的订单总量，更是翻了两三番。
这个变化，一度让搞经济多年的陈副总理困惑不解,他后来特地派人到同安县找到方叶，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而方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为随着政策的松绑，全国数千万个体户的作用真正的发挥了出来,作为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他们的销售渠道更宽更加多元且更加深入,他们与那些国营商店和供应社不同,这些人会走街串户，上门推销。
这样的工作并不轻松,但是不要小看他们的作用，等着上门买或直接送上门完全是两回事，一些老百姓可能不到紧需时不会买，但随着货郎上门，就会产生冲动性消费。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全国的个体户数量达到四千万个之多，但由于之前的各种限制，其实很多走街串户的人，因为价格、销售数控制等原因,使得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做，但现下不同了，价格降了，限制少了，经营更加自由了。
就比如,假设一个挑货郎，一天卖一包缝衣针，全国数百万个挑货郎，一天全国就得卖掉数千万根针，与此同时还会有其它的商品,比如头绳、纽扣、缝衣纱线、指刀甲、发卡等等，带动的是上百种货品的销售,积少成多之下这个数字是十分庞大的。
当然，除此之外，国家还以安徽、江苏、江西、河南、四川五省作为试点,在这几个省提高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收购价格，水稻每斤从此前的0.176元，上涨到了0.206元,别看只涨了三分钱，但一百斤就是三块，一千斤就是三十块。
这其中安徽省作为全国最早推行新品种小麦和水稻的种植产区，1962年全年粮食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小麦亩产达到了创纪录的375公斤，水稻亩产更是高达411公斤，全省粮食产量整体较1961年上涨了三成半，较1959年翻了整整—番。
同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南等临近省份，新粮种推广也过半，粮食产量较推广之前,上涨了五到六成，至此在1962年秋后完成之后，全国一下子从过去三千三百多亿斤每年的粮食产量，上张到了四千二百亿斤，整整多出了九百亿斤粮，足以多养活2500万人。
这一切都证实了方叶之前的推断,全国的粮食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不仅如此,国家粮食还出现了富余,多出来的粮食做什么呢?当然是做副食品,然后发展养殖业，提高老百姓的粮食配额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