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5章 从一只茶缸说起
山粉圆子2026年06月26日Ctrl+D 收藏本站
第565章 从一只茶缸说起
—九六九年一月，财经委员会上报了过去一年新中国的经济数据，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370亿，同比一九六七年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总体仍保持着8%的增长。财经委并没有对数据下降感到意外，根据本年度的减产计划安排，全国生产总值下降是计划之内的安排。
总体数据在下降，但具体到一些行业发展则呈现上涨趋势，截止1968年11月，全国个体工商户登记总数达509余万户，个体从业执照登记发放人数首次突破两千万人，个体从业人数达到3700余万人，有效的承载了全国精减人员的临时就业难题。
社会生产及消费方面，全国热水瓶年生产总量突破三百万只大关，自行车生产突破五百万辆，缝初机、手表、水杯、小五金等一般工业品生产和消费都在上涨,但纺织机械、民用机械、机床等机电产品生产有所下降，二者形成了奇特的差异。
正常逻辑来说，社会一般工业品生产和消费都在上涨，民用生产机械应当也跟着上涨才对，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而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在过去一年的计划生产指令中，某些单位产品的生产其实并不是社会所急需,其消费增长也因此并非出现在该单位产品中。
这话说起来有些绕口,其实用口语解释就是指，国家生产了一些社会并不急需的产品，消费增长的需求出现在其他产品上，因此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国家的供需矛盾问题并没有解决。
—九六七年出现的问题,—九六八年依旧在上演，二者的区别就是,一九六七年短缺的指标一九六八年给予了增加，但新一年的市场动态又变化了，过去紧俏的货，今年市场需求并不旺盛，一些行业货品的销售再次出现积压。
看完报告的总理和陈副总理,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供需短缺和资源错配问题，已经有了一种深恶痛绝之感，问题出现了总要解决，过去的手段就是单纯的减少来年指标，而后对部分产品在城市中降价促销,但城市消费主体的容量有限，以至于一些工厂的产品积压了几年。
这—矛盾解决的转机出现在1966年，随着全国分田到户，三年以来,农民的日子好过了许多，农村消费市场开始增长，大量积压的产品由此从大中城市往县乡镇铺开，而这其中走街串巷、摆摊设点的个体户组建起来的销售大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巨大的销售网络触及到社会的最基层，过去在大中城市卖不掉的商品现在来到了农民眼前，虽然它们的价格并不便宜，但是相对于全国农民如此庞大的基数来说，还是缓解了和解决了诸多产品积压的问题,只是根源性的制度问题依旧没能解决。
一月份，中央下发的年度财经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到了方叶手中，他看完以后，再度给中央上书。
他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对纺织及纺织印染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小五金、民用化工用品行业、一般民用工业品制造业(如自行车、缝初机、收音机、茶缸、热水瓶、电视等)解除计划指令性限制，实行政企分开，以市场来调节，中央层面仅保留政策性规划指导。
方叶在—九六八年初时，就已经给中央上过书，中央当时表示会研究，然而近一年过去了，并没有任何下文,现在这些问题年复年的依旧在发生，方叶便二次上书。
他认为认这些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若再不解决，任由这种情况持续,那么将会对新中国的工业发展特别是工业升级产生较大的影响,过去三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工业，将会持续在低层次发展中徘徊。
这次上书引起了中央的极大关注，因为总理的耐心也被耗到了极限,作为政府的大总管，他知道问题发生的根源，知道解决办法，然而限于体制原因，使得他有办法却又不能使用，可到了今天，他和方叶一样同样忍不住了，但这件事他又不好说，于是便拉着方叶一起向主席汇报。
这一次走进菊香书屋，方叶的手里却是提了一个袋子，这自然不是什么礼品，他刚坐下就从袋子里拿出了三只水杯放到了桌上，分别是搪瓷茶缸、双层真空玻璃杯和一支不锈钢保温杯。
“方大哥，你这是?”杨永福有些不解的看着方叶―—将杯子摆到了桌上，主席、刘主席和总理同样不解其意。
只到方叶将三只杯子摆好这才说道:“主席召见，我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不要讲那些发展理念，而是这三只杯子最有代表性。”
总理指了指玻璃杯和不锈钢杯子问道:“这两中杯子是后来生产的吧?“方叶点了点头:“是的,但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杯子的演化史，而是它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史。”
“这只搪瓷缸从1916年英国人在上海成立工厂开始，正式进入中国,到了50年代成为了军缸,随后在全国全面普及，全国的生产量并不小，仅上海第—搪瓷缸厂1955年就出了三千万只杯子，价格的问题也不谈，我要说的是大规模生产了这么多年，企业的创新在哪里?”要知道一只搪瓷茶缸小号的也要卖一元，中、大号的得卖两三元，大规模生产至今更是十几年了，企业赢利也不少了吧，但这么多年下来，所谓新产品就是图案略有变化，杯子造型、功能等几乎一呈不变。
方叶说道:“从五十年代算起，一直到八十年代，三十多年间，搪瓷茶缸总计生产了几十亿只，风光之时如当下更是畅销海内外，然而几十年下来，杯子还是那个杯子，没有开发出任何创新性产品。”
“八十年代国门一开。”方叶又指向了一旁的不锈钢保温杯说道:“这下好了，西方人的不锈钢产品大量进入中国，一下子将全国搪瓷行业打懵了，别人的产品造型时尚，设计先进，功能多样，无论是常规如普通的不锈钢制品还是这样的保温杯，国内工厂完全不是对手。”
“之前靠着封闭吃垄断饭活得很滋润，可几十年下来完全不思进取，现在终于到了付出代价的时候，全国搪瓷工厂大规模倒闭，企业职工纷纷下岗，曾经靠着工农业剪刀叉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到头来一场空。”
总理拿起桌上的不锈钢保温杯，拧开杯盖认真的查看了起来，说道:“这种杯子苏联有生产，西方国家也在大规模生产，但我国现下这方面的技术也确实不足，因此造价较高，即便生产出来也基本只能出口。”
方叶却是指向搪瓷茶缸说道:“总理,您说这么一只小茶缸生产量又那么高，也没啥技术含量，凭啥卖一元?三百多只缸子就能换华维一枚中央处理器，一名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能买不超过六十只，可换四五斤大米,这是啥物价比例?”“你的意思是它卖贵了?”“当然贵了，它是啥先进生产工艺,使用了啥技术性材料吗?”方叶说道:“无非就是铁皮冲压，手柄碰焊，涂釉涂彩挂烧，批量制造一炉子出几千上万个，流水线烧制更快，但就这么个简单的低端工业产品,却相当于普通农民半个月的开支,这价格根本不合理。”
刘主席问道:“你觉得它多少价格合理?”方叶回道:“刘主席,价格如何取决于市场，而我们当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商品价格实质上不是高估就是低估，比如这个茶缸它的价格就是典型的高估，如果是市场机制下，我认为这样的茶缸到消费者手上时，最多不会超过三毛钱，出厂价不会超过一毛。”
“热水瓶也是一样，现在全国产量上来了，但是价格依旧很贵，这表明我国当下的商品价格机制存在严重缺陷，一个普通热水瓶相当于四五十斤大米的价格，这太离谱了。”
方叶继续说道:“这两个例子只是代表，但足以说明，全国当下的商品价格都不是真实价格，只是体制控制下的价格，这使得商品普遍昂贵，老百姓购买的代价很大，实际上就是对百姓的一种变向剥削。”
“对于必须品比如茶缸来说，老百姓又不得不买，而昂贵的价格又使得百姓消费能力变低，多样化需求的欲望降低，比如一个农民家庭，平时可能只买一两只茶缸,结婚时再买一个装油的搪瓷缸加一个痰盂之后，就不会再买别的了。”
“老百姓没有多样化的需求,企业也就没有这种市场，而现有体制下，企业本身创不创新也无所谓，没啥发展的动力，反正垄断市场下，业绩年年都在涨，即便不涨了，也倒不了，最多合并。”
“当企业产生了利润时，一部分归于了工人，一部分归于国家;当企业出现亏损时,由国家来兜底,实质上就是全国农民在兜底,说好的国有企业，利益所得归于全民,但最后分到农民头上极少，甚至没有,损失却要农民集体来承担，这是严重的分配不公。”
“前三个五年计划时,特别是一五二五计划期间，我国工业薄弱，这种分配方式没啥好说的，这是国家工业建设不得不采用的方法，然而到了现在这种方式还在用，没有任何实质性调整。这种分配不公造成的后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消费很快将处于饱和，而农民则是想买买不起。”
“要解决这种局面，就得扩大分配,将工业创造的利润分配一部分给农民群体，可现有体制下，国家层面若拿钱单纯的投向农业方面，并不能获得直接收益，消费市场也同样做不上来，那么要实现更加合理的分配，就得扩大工业生产招收更多工人的同时，带动消费市场的增长。”
“这是一个矛盾。”主席说道:“增加工人，增加城市户口，扩大生产也只能暂时的缓解，并不能真正的解决矛盾。
岸英说道:“方大哥讲的不是您想的那样，他说的扩大工业生产，是指让民营企业参与进工业生产当中，让民企与国企在一定的行业内进行竞争，而民营企业会大量招收农民工人，其赚取的利润会有一部分配到农民工人身上，又以此来扩大了市场。”
“同安市的那套搞法现在如何了?”刘主席说道。
岸英回道:“同安现在的民营企业总数已经超过国企了，而且民营职工的收入也比国企职工高。”
“就以缝初工来举例,国营企业拿的是固定工资,一个月大约四十到六十块之间,而民企实行的是保底+计件制,一名熟练车工一个月能拿八九十，有时能过百，而做得快的甚至能拿到一百二三十元。”
刘主席问:“双方的劳动效率和工作时间不一样吧?”岸英点头道:“是不一样，甚至可以这样说,完全是两个状态。国营厂的职工,企业有没有活做他们不关心，反正到月拿工资，每天工作都是八小时，到点下班，即便有紧急订单，厂子里再急他们也不急,每天生产指标若下多了，工会就抗议，总之生产不急不慢。”
“职工隔三差五就生病请假，要不就各种事假，反正只要上级批了，一般＋天内都不会扣工资，迟到、早退都是正常现象,这使得生产线工位经常因为缺岗无法正常生产，还有一些工人因想提高收入,于是长期各种请假,然后到民企去偷干私活。”
“—些职工间还形成了默契,既然干多干少都是一个样，那么干脆慢慢做，对于他们来说同安市里有民企，订单忙不过来就发给民企做,而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他们干不干、干多干少，到月工资都一样，且一分都不会少。”
这些事如果不是今天谈到，岸英说了出来，主席这些领袖们根本不敢相信，市场机制下的国企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状态。
而岸英则继续说道:“民企职工则又是一个状态，工人不等上班时间就提前来了，每天从早上六七点干到晚上九十点都是常态，最忙的时候甚至通宵干，许多农民工人更是常年不休息,拼命的干，一年下来顶过去十几年的收入，他们干活根本不需要人催,反而是怕订单不够多。”
“而且民营工厂不仅解决了农村和城市青年待业的问题，还极大的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以前百姓的认知里,妇女都是赔钱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特别是对于农村那些只念了小学和扫盲班的青年女同志来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学历又低，国企基本进不去，而民企则给她们提供了机会，大凡有一位女同志进了工厂，全家的收入她最高，妇女同志在家里的地位也就跟着高了，改变的不仅是家庭地位，更是连命运都跟着改变了。”
主席不可置信的说道:“怎么发展成了这个样子。”
岸英回道:“国营企业收入增加有限，又缺乏激励措施，职工能在厂子里待着就不错了，现在同安市场青年找工作都愿优先进民企。当然国营企业也不全是这样，有些厂子领导比较有想法，企业经营得就很好，这些企业一般都会在私下增加奖励，但在制度上属于违规了。”
总理见气氛烘托得已差不多，这才向主席说道:“从岸英和方叶两位同志的讲述可以看出来，国营企业管理体制正在进向僵化，分配体制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因此，若过去的体制不加以改进，那么国内的供需矛盾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市场化的两个特点，就是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很显然国内的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两种机制，商业品的价格不是通过市场来订价，而是由国家来进行指导定价，实行的是双轨制，企业到批发公司实行的是‘调拔价’,而国营商店商场、个体商店摊贩的批发价也不同。
且供销批发公司优先供应的是国营商店或商场，剩下的才是供给个体户的，加上指标生产下货品又经常短缺，这也导致个体户间为抢夺批发货品,时常爆发激烈的抢货大战，因此这—程度来说，其实市场是有的，只不过市场分配机制很不合理。
主席想了好一阵,说道:“现在就推行市场机制时机还不成熟,除此之外有没有一种弥补性的办法?”总理和刘主席都思考了起来,只见方叶率先回道:“我这里倒是有一个不成熟的办法。”
四人皆看向方叶，主席说道:“你说说看。”
方叶说道:“对涉及民生的纺织及纺织印染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小五金、民用化工用品行业和一般民用工业品制造业进行一次摸排，确定这些行业中哪些种类的商品能够开放允许个体商户直接到工厂下订单或搞批发。”
总理双目中精光一闪，赞道:“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既能给企业面向市场提供一个契机，又能带动企业生产值的增加，还能缓解市场供需的问题，一箭三雕!”方叶则是说道:“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国有企业都是有生产指标的，对于官僚化的企业来说，虽然这样做能够增加企业收入，但是他们再没有完成指标前,是肯定不愿意冒政治风险去接个体商户订单的。”
总理微微点头，他想了一会说道:“可以发一个鼓励性通知，比如若企业国家生产指标加上市场生产指标，总量达到国家指标要求的，则统一视为完成指标，这样—来企业负责人就无须承担风险了。”
方叶抿嘴略一思考，立马就发现了一个漏洞说道:“总理,目前全国指标性生产条件下，若是国家需要某项必须完成的指标任务，但是企业认为直接给民间生产赚的利润更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故意压低国家指标怎么办?”“你有什么好的看法?”总理问。
方叶思索片刻，说道:“还是分个比例吧,三七或者四六开，比如某些行业或种类的工业品，国家下发的指标必须完成一个固定分额,之后的生产只要总量满足指标要求，为市场生产得越多，国家不仅不反对，反而要给予奖励。”
此刻的方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补锅匠，他亲手将这口锅砸了一个洞，然后又嫌洞太大，要给补小—点，但是现有教条式计划指令下，这个锅不砸又不行。
当前的国有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在56年后，原企业负责人已全部退出了经营,只参加分红)也不知道市场上究竟需要什么，而是国家让生产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国家让完成多少，他们就完成多少，政治指导生产，政企一体，完全没有应对市场化的经验。
而方叶的这套搞法，实际上就是给计划体制开个口子，让他们提前接触市场,不管是三七分，还是四六分，这些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只要他们能接到市场订单，那么企业的生态就会悄然发生变化，至少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是一定的，毕竟个体户给企业价格肯定会高于调拔价。
企业有钱赚，管理体制也会有变化，而市场上的个体户再也不用被供销社垄断批发经营权，其实从这里就已经形成了个体批发商和供销社进行竞争的局面。
总理很快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道:“现在的批发是国营供销批发公司垄断的，他们有经营执照，若对民间开放，是否会造成私营者回货居奇的问题?”“这囤不了吧。”方叶说道:“不是还有供销公司占大头嘛。”
总理摇了摇头:“没那么简单，你也说国营单位教条，若对个体商开放批发，很有可能国营单位竞争不过，从而大量的订单被个体经营者抢走，到时市场就不一定掌握在国家手中了。”
方叶不解的看向总理说道:“个体户对供销社有竞争优势,这个是有很大可能的,但生产资料又不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怎么可能掌握得了市场呢?”“商人本质上就是一个物质搬运工，如果放在民国那种物质生产条件不足的环境下，他们还有可能囤货，现下的新中国生产能力高太多了，他们如何囤?他们敢囤一吨,国家就生产十吨，百吨，耗干他们手中的钱!”“何况，国家掌握着市场物质分配权，一旦发现他们在囤货，就立即关闭批发渠道，供销社批发公司介入进行微观调控，他们敢囤一万只茶缸，国家就向市场投入一百万只，除非这些商人脑子傻了,否则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他们也没有条件做这样的事。”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方叶说道:“个体商会与供销批发公司之间形成竞争，而且有部分个体商户会迅速成长为大型批发商，国家完全不需要担心他们生意做得太大,反而是要鼓励他们做大，个体商业规模越大，向国家缴的税就越多，新增就业也会越多。”
“而且在经营上面，可以出台政策进行限制，个体批发商只能经营某些行业或种类的商品，比如从事日用品/文具批发的，它就只能经营这一种类，还有比如做布料的,做小五金机电的,都可以在其登记注册批发商执照时，进行经营范围限制。”
总理又问道:“如果有人跨界既做日用品，又做五金机电呢?”“可以啊，国家不反对，让他们重新按经营范围申办执照、重新登记经营地点,不同经营范围的货品不能在同一登记地点经营,否则国家就要依法处罚。”方叶继续说道:“而且个体批发商之间也是在竞争的,也就是说供销社、个体批发商及他们之间，两方三组同时在竞争。”
“这时市场调节的机制就出现了，三方保持了一个平衡，供销社可以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的市场微观调控，个体批发商之间相互竞争，商品的价格要肆意提高是不容易的,反而相互压价的情形会出现。”
“同时对于个体批发商来说，房租、工人工资等固定经营支出和周转资金，又限制了他们不可能无底线的压价，否则迎接他们的就是倒闭,如此一来一个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就出现了，他们要想卖出更多的货，除了合理的价格之外，就是对市场多样化需求的精准掌握。”
“而个体商从市场获得的动态，最终又需要国有企业来给他们生产，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就等于在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解除的情况下，直接参与到了市场竞争，这对于国有企业打破僵化体制是有帮助的,唯一需要注意是，要有激励措施来鼓励企业参与这项政策。”
方叶最后补充道:“如果没有激励措施，那么这项政策的推行会缓慢很多，甚至国有企业对此完全不感兴趣，所以既然要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喂草，激励措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项政策推行顺利与否的关键所在。”
“你这是以利诱之啊,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刘主席递了根烟给主席又甩向方叶一根。
方叶双手接过,回道:“做好了既不能升官，又不能为企业带来利益，若搞坏了甚至还要负责，刘主席您说企业负责人他为什么要执行这样的政策。这种事放在十年前,国家一声令下，大家往前冲没问题,那时的人都很纯粹，但时移事易啊，权力分配完成后,剩下的就是个人利弊得失了。”
方叶这句话是直接将官本位的核心本质给毫不遮掩的揭露了出来，搞得主席三人顿时默不作声，只有岸英抬起手肘顶了顶他，但显然方叶说出这句话前，就已经想得很明白了，还是那句话，该说的他是一定要说的。
理想主义,奉献精神这种优良情操，现下保持着的人很多，但是更多的人，随着做官日久，孩子也长大了，他们基于现实需求，也会不自主的为身边人谋一些福利，但只要底线在，这其实也无可厚非，想让天下人人都成圣人，那绝无可能,古往今来数千年，圣人才几个。
这种沉默并没有持续多久，刘主席说道:“主席，我看方叶的这个建议，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操作性。国有企业猛然推向市场也不合适，就像您说的，现在条件暂不具备，但适当开放一些，等于给它们一个过渡的时机，我个人认为是合适的。”
“总理怎么看?”主席问道。
总理想了想，随即点头道:“我认为可以先试一试，对涉及民生的几个行业的一些种类商品的生产企业给予分配指标开放,我想不用多久，一年就足够能看出效果如何了，如果今年底发现不合适，到时再调整或取消。”
主席吸了口烟说道:“国务院组织讨论出相关方案。”
总理答道:“好，这个方案不复杂，预计二月份下发，三月份就可以实施了。”
如总理所说,确实不复杂，无非是给全国国营工厂划出一部分指标开放向民间，激励措施在政策通知下发同时附上就行，只要不影响管理干部的政治前途，他们自然也没啥可反对的，而且这本身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好事，能赚更多的钱，是一个多方都能得利的好政策。
当然，供销批发公司和国营商店商场除外,他们即将见到市场竞争残酷的一面,要么做出改变跟上发展步伐,要么和过去—样继续躺平,反正短期内，国家也不会少了他们一毛钱工资,至于未来如何,历史也已经给出了答案――不前进，就只能成为制度改革下的牺牲品。
—九六九年一月，财经委员会上报了过去一年新中国的经济数据，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370亿，同比一九六七年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总体仍保持着8%的增长。财经委并没有对数据下降感到意外，根据本年度的减产计划安排，全国生产总值下降是计划之内的安排。
总体数据在下降，但具体到一些行业发展则呈现上涨趋势，截止1968年11月，全国个体工商户登记总数达509余万户，个体从业执照登记发放人数首次突破两千万人，个体从业人数达到3700余万人，有效的承载了全国精减人员的临时就业难题。
社会生产及消费方面，全国热水瓶年生产总量突破三百万只大关，自行车生产突破五百万辆，缝初机、手表、水杯、小五金等一般工业品生产和消费都在上涨,但纺织机械、民用机械、机床等机电产品生产有所下降，二者形成了奇特的差异。
正常逻辑来说，社会一般工业品生产和消费都在上涨，民用生产机械应当也跟着上涨才对，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而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在过去一年的计划生产指令中，某些单位产品的生产其实并不是社会所急需,其消费增长也因此并非出现在该单位产品中。
这话说起来有些绕口,其实用口语解释就是指，国家生产了一些社会并不急需的产品，消费增长的需求出现在其他产品上，因此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国家的供需矛盾问题并没有解决。
—九六七年出现的问题,—九六八年依旧在上演，二者的区别就是,一九六七年短缺的指标一九六八年给予了增加，但新一年的市场动态又变化了，过去紧俏的货，今年市场需求并不旺盛，一些行业货品的销售再次出现积压。
看完报告的总理和陈副总理,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供需短缺和资源错配问题，已经有了一种深恶痛绝之感，问题出现了总要解决，过去的手段就是单纯的减少来年指标，而后对部分产品在城市中降价促销,但城市消费主体的容量有限，以至于一些工厂的产品积压了几年。
这—矛盾解决的转机出现在1966年，随着全国分田到户，三年以来,农民的日子好过了许多，农村消费市场开始增长，大量积压的产品由此从大中城市往县乡镇铺开，而这其中走街串巷、摆摊设点的个体户组建起来的销售大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巨大的销售网络触及到社会的最基层，过去在大中城市卖不掉的商品现在来到了农民眼前，虽然它们的价格并不便宜，但是相对于全国农民如此庞大的基数来说，还是缓解了和解决了诸多产品积压的问题,只是根源性的制度问题依旧没能解决。
一月份，中央下发的年度财经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到了方叶手中，他看完以后，再度给中央上书。
他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对纺织及纺织印染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小五金、民用化工用品行业、一般民用工业品制造业(如自行车、缝初机、收音机、茶缸、热水瓶、电视等)解除计划指令性限制，实行政企分开，以市场来调节，中央层面仅保留政策性规划指导。
方叶在—九六八年初时，就已经给中央上过书，中央当时表示会研究，然而近一年过去了，并没有任何下文,现在这些问题年复年的依旧在发生，方叶便二次上书。
他认为认这些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若再不解决，任由这种情况持续,那么将会对新中国的工业发展特别是工业升级产生较大的影响,过去三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工业，将会持续在低层次发展中徘徊。
这次上书引起了中央的极大关注，因为总理的耐心也被耗到了极限,作为政府的大总管，他知道问题发生的根源，知道解决办法，然而限于体制原因，使得他有办法却又不能使用，可到了今天，他和方叶一样同样忍不住了，但这件事他又不好说，于是便拉着方叶一起向主席汇报。
这一次走进菊香书屋，方叶的手里却是提了一个袋子，这自然不是什么礼品，他刚坐下就从袋子里拿出了三只水杯放到了桌上，分别是搪瓷茶缸、双层真空玻璃杯和一支不锈钢保温杯。
“方大哥，你这是?”杨永福有些不解的看着方叶―—将杯子摆到了桌上，主席、刘主席和总理同样不解其意。
只到方叶将三只杯子摆好这才说道:“主席召见，我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不要讲那些发展理念，而是这三只杯子最有代表性。”
总理指了指玻璃杯和不锈钢杯子问道:“这两中杯子是后来生产的吧?“方叶点了点头:“是的,但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杯子的演化史，而是它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史。”
“这只搪瓷缸从1916年英国人在上海成立工厂开始，正式进入中国,到了50年代成为了军缸,随后在全国全面普及，全国的生产量并不小，仅上海第—搪瓷缸厂1955年就出了三千万只杯子，价格的问题也不谈，我要说的是大规模生产了这么多年，企业的创新在哪里?”要知道一只搪瓷茶缸小号的也要卖一元，中、大号的得卖两三元，大规模生产至今更是十几年了，企业赢利也不少了吧，但这么多年下来，所谓新产品就是图案略有变化，杯子造型、功能等几乎一呈不变。
方叶说道:“从五十年代算起，一直到八十年代，三十多年间，搪瓷茶缸总计生产了几十亿只，风光之时如当下更是畅销海内外，然而几十年下来，杯子还是那个杯子，没有开发出任何创新性产品。”
“八十年代国门一开。”方叶又指向了一旁的不锈钢保温杯说道:“这下好了，西方人的不锈钢产品大量进入中国，一下子将全国搪瓷行业打懵了，别人的产品造型时尚，设计先进，功能多样，无论是常规如普通的不锈钢制品还是这样的保温杯，国内工厂完全不是对手。”
“之前靠着封闭吃垄断饭活得很滋润，可几十年下来完全不思进取，现在终于到了付出代价的时候，全国搪瓷工厂大规模倒闭，企业职工纷纷下岗，曾经靠着工农业剪刀叉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到头来一场空。”
总理拿起桌上的不锈钢保温杯，拧开杯盖认真的查看了起来，说道:“这种杯子苏联有生产，西方国家也在大规模生产，但我国现下这方面的技术也确实不足，因此造价较高，即便生产出来也基本只能出口。”
方叶却是指向搪瓷茶缸说道:“总理,您说这么一只小茶缸生产量又那么高，也没啥技术含量，凭啥卖一元?三百多只缸子就能换华维一枚中央处理器，一名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能买不超过六十只，可换四五斤大米,这是啥物价比例?”“你的意思是它卖贵了?”“当然贵了，它是啥先进生产工艺,使用了啥技术性材料吗?”方叶说道:“无非就是铁皮冲压，手柄碰焊，涂釉涂彩挂烧，批量制造一炉子出几千上万个，流水线烧制更快，但就这么个简单的低端工业产品,却相当于普通农民半个月的开支,这价格根本不合理。”
刘主席问道:“你觉得它多少价格合理?”方叶回道:“刘主席,价格如何取决于市场，而我们当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商品价格实质上不是高估就是低估，比如这个茶缸它的价格就是典型的高估，如果是市场机制下，我认为这样的茶缸到消费者手上时，最多不会超过三毛钱，出厂价不会超过一毛。”
“热水瓶也是一样，现在全国产量上来了，但是价格依旧很贵，这表明我国当下的商品价格机制存在严重缺陷，一个普通热水瓶相当于四五十斤大米的价格，这太离谱了。”
方叶继续说道:“这两个例子只是代表，但足以说明，全国当下的商品价格都不是真实价格，只是体制控制下的价格，这使得商品普遍昂贵，老百姓购买的代价很大，实际上就是对百姓的一种变向剥削。”
“对于必须品比如茶缸来说，老百姓又不得不买，而昂贵的价格又使得百姓消费能力变低，多样化需求的欲望降低，比如一个农民家庭，平时可能只买一两只茶缸,结婚时再买一个装油的搪瓷缸加一个痰盂之后，就不会再买别的了。”
“老百姓没有多样化的需求,企业也就没有这种市场，而现有体制下，企业本身创不创新也无所谓，没啥发展的动力，反正垄断市场下，业绩年年都在涨，即便不涨了，也倒不了，最多合并。”
“当企业产生了利润时，一部分归于了工人，一部分归于国家;当企业出现亏损时,由国家来兜底,实质上就是全国农民在兜底,说好的国有企业，利益所得归于全民,但最后分到农民头上极少，甚至没有,损失却要农民集体来承担，这是严重的分配不公。”
“前三个五年计划时,特别是一五二五计划期间，我国工业薄弱，这种分配方式没啥好说的，这是国家工业建设不得不采用的方法，然而到了现在这种方式还在用，没有任何实质性调整。这种分配不公造成的后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消费很快将处于饱和，而农民则是想买买不起。”
“要解决这种局面，就得扩大分配,将工业创造的利润分配一部分给农民群体，可现有体制下，国家层面若拿钱单纯的投向农业方面，并不能获得直接收益，消费市场也同样做不上来，那么要实现更加合理的分配，就得扩大工业生产招收更多工人的同时，带动消费市场的增长。”
“这是一个矛盾。”主席说道:“增加工人，增加城市户口，扩大生产也只能暂时的缓解，并不能真正的解决矛盾。
岸英说道:“方大哥讲的不是您想的那样，他说的扩大工业生产，是指让民营企业参与进工业生产当中，让民企与国企在一定的行业内进行竞争，而民营企业会大量招收农民工人，其赚取的利润会有一部分配到农民工人身上，又以此来扩大了市场。”
“同安市的那套搞法现在如何了?”刘主席说道。
岸英回道:“同安现在的民营企业总数已经超过国企了，而且民营职工的收入也比国企职工高。”
“就以缝初工来举例,国营企业拿的是固定工资,一个月大约四十到六十块之间,而民企实行的是保底+计件制,一名熟练车工一个月能拿八九十，有时能过百，而做得快的甚至能拿到一百二三十元。”
刘主席问:“双方的劳动效率和工作时间不一样吧?”岸英点头道:“是不一样，甚至可以这样说,完全是两个状态。国营厂的职工,企业有没有活做他们不关心，反正到月拿工资，每天工作都是八小时，到点下班，即便有紧急订单，厂子里再急他们也不急,每天生产指标若下多了，工会就抗议，总之生产不急不慢。”
“职工隔三差五就生病请假，要不就各种事假，反正只要上级批了，一般＋天内都不会扣工资，迟到、早退都是正常现象,这使得生产线工位经常因为缺岗无法正常生产，还有一些工人因想提高收入,于是长期各种请假,然后到民企去偷干私活。”
“—些职工间还形成了默契,既然干多干少都是一个样，那么干脆慢慢做，对于他们来说同安市里有民企，订单忙不过来就发给民企做,而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他们干不干、干多干少，到月工资都一样，且一分都不会少。”
这些事如果不是今天谈到，岸英说了出来，主席这些领袖们根本不敢相信，市场机制下的国企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状态。
而岸英则继续说道:“民企职工则又是一个状态，工人不等上班时间就提前来了，每天从早上六七点干到晚上九十点都是常态，最忙的时候甚至通宵干，许多农民工人更是常年不休息,拼命的干，一年下来顶过去十几年的收入，他们干活根本不需要人催,反而是怕订单不够多。”
“而且民营工厂不仅解决了农村和城市青年待业的问题，还极大的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以前百姓的认知里,妇女都是赔钱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特别是对于农村那些只念了小学和扫盲班的青年女同志来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学历又低，国企基本进不去，而民企则给她们提供了机会，大凡有一位女同志进了工厂，全家的收入她最高，妇女同志在家里的地位也就跟着高了，改变的不仅是家庭地位，更是连命运都跟着改变了。”
主席不可置信的说道:“怎么发展成了这个样子。”
岸英回道:“国营企业收入增加有限，又缺乏激励措施，职工能在厂子里待着就不错了，现在同安市场青年找工作都愿优先进民企。当然国营企业也不全是这样，有些厂子领导比较有想法，企业经营得就很好，这些企业一般都会在私下增加奖励，但在制度上属于违规了。”
总理见气氛烘托得已差不多，这才向主席说道:“从岸英和方叶两位同志的讲述可以看出来，国营企业管理体制正在进向僵化，分配体制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因此，若过去的体制不加以改进，那么国内的供需矛盾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市场化的两个特点，就是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很显然国内的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两种机制，商业品的价格不是通过市场来订价，而是由国家来进行指导定价，实行的是双轨制，企业到批发公司实行的是‘调拔价’,而国营商店商场、个体商店摊贩的批发价也不同。
且供销批发公司优先供应的是国营商店或商场，剩下的才是供给个体户的，加上指标生产下货品又经常短缺，这也导致个体户间为抢夺批发货品,时常爆发激烈的抢货大战，因此这—程度来说，其实市场是有的，只不过市场分配机制很不合理。
主席想了好一阵,说道:“现在就推行市场机制时机还不成熟,除此之外有没有一种弥补性的办法?”总理和刘主席都思考了起来,只见方叶率先回道:“我这里倒是有一个不成熟的办法。”
四人皆看向方叶，主席说道:“你说说看。”
方叶说道:“对涉及民生的纺织及纺织印染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小五金、民用化工用品行业和一般民用工业品制造业进行一次摸排，确定这些行业中哪些种类的商品能够开放允许个体商户直接到工厂下订单或搞批发。”
总理双目中精光一闪，赞道:“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既能给企业面向市场提供一个契机，又能带动企业生产值的增加，还能缓解市场供需的问题，一箭三雕!”方叶则是说道:“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国有企业都是有生产指标的，对于官僚化的企业来说，虽然这样做能够增加企业收入，但是他们再没有完成指标前,是肯定不愿意冒政治风险去接个体商户订单的。”
总理微微点头，他想了一会说道:“可以发一个鼓励性通知，比如若企业国家生产指标加上市场生产指标，总量达到国家指标要求的，则统一视为完成指标，这样—来企业负责人就无须承担风险了。”
方叶抿嘴略一思考，立马就发现了一个漏洞说道:“总理,目前全国指标性生产条件下，若是国家需要某项必须完成的指标任务，但是企业认为直接给民间生产赚的利润更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故意压低国家指标怎么办?”“你有什么好的看法?”总理问。
方叶思索片刻，说道:“还是分个比例吧,三七或者四六开，比如某些行业或种类的工业品，国家下发的指标必须完成一个固定分额,之后的生产只要总量满足指标要求，为市场生产得越多，国家不仅不反对，反而要给予奖励。”
此刻的方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补锅匠，他亲手将这口锅砸了一个洞，然后又嫌洞太大，要给补小—点，但是现有教条式计划指令下，这个锅不砸又不行。
当前的国有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在56年后，原企业负责人已全部退出了经营,只参加分红)也不知道市场上究竟需要什么，而是国家让生产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国家让完成多少，他们就完成多少，政治指导生产，政企一体，完全没有应对市场化的经验。
而方叶的这套搞法，实际上就是给计划体制开个口子，让他们提前接触市场,不管是三七分，还是四六分，这些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只要他们能接到市场订单，那么企业的生态就会悄然发生变化，至少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是一定的，毕竟个体户给企业价格肯定会高于调拔价。
企业有钱赚，管理体制也会有变化，而市场上的个体户再也不用被供销社垄断批发经营权，其实从这里就已经形成了个体批发商和供销社进行竞争的局面。
总理很快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道:“现在的批发是国营供销批发公司垄断的，他们有经营执照，若对民间开放，是否会造成私营者回货居奇的问题?”“这囤不了吧。”方叶说道:“不是还有供销公司占大头嘛。”
总理摇了摇头:“没那么简单，你也说国营单位教条，若对个体商开放批发，很有可能国营单位竞争不过，从而大量的订单被个体经营者抢走，到时市场就不一定掌握在国家手中了。”
方叶不解的看向总理说道:“个体户对供销社有竞争优势,这个是有很大可能的,但生产资料又不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怎么可能掌握得了市场呢?”“商人本质上就是一个物质搬运工，如果放在民国那种物质生产条件不足的环境下，他们还有可能囤货，现下的新中国生产能力高太多了，他们如何囤?他们敢囤一吨,国家就生产十吨，百吨，耗干他们手中的钱!”“何况，国家掌握着市场物质分配权，一旦发现他们在囤货，就立即关闭批发渠道，供销社批发公司介入进行微观调控，他们敢囤一万只茶缸，国家就向市场投入一百万只，除非这些商人脑子傻了,否则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他们也没有条件做这样的事。”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方叶说道:“个体商会与供销批发公司之间形成竞争，而且有部分个体商户会迅速成长为大型批发商，国家完全不需要担心他们生意做得太大,反而是要鼓励他们做大，个体商业规模越大，向国家缴的税就越多，新增就业也会越多。”
“而且在经营上面，可以出台政策进行限制，个体批发商只能经营某些行业或种类的商品，比如从事日用品/文具批发的，它就只能经营这一种类，还有比如做布料的,做小五金机电的,都可以在其登记注册批发商执照时，进行经营范围限制。”
总理又问道:“如果有人跨界既做日用品，又做五金机电呢?”“可以啊，国家不反对，让他们重新按经营范围申办执照、重新登记经营地点,不同经营范围的货品不能在同一登记地点经营,否则国家就要依法处罚。”方叶继续说道:“而且个体批发商之间也是在竞争的,也就是说供销社、个体批发商及他们之间，两方三组同时在竞争。”
“这时市场调节的机制就出现了，三方保持了一个平衡，供销社可以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的市场微观调控，个体批发商之间相互竞争，商品的价格要肆意提高是不容易的,反而相互压价的情形会出现。”
“同时对于个体批发商来说，房租、工人工资等固定经营支出和周转资金，又限制了他们不可能无底线的压价，否则迎接他们的就是倒闭,如此一来一个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就出现了，他们要想卖出更多的货，除了合理的价格之外，就是对市场多样化需求的精准掌握。”
“而个体商从市场获得的动态，最终又需要国有企业来给他们生产，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就等于在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解除的情况下，直接参与到了市场竞争，这对于国有企业打破僵化体制是有帮助的,唯一需要注意是，要有激励措施来鼓励企业参与这项政策。”
方叶最后补充道:“如果没有激励措施，那么这项政策的推行会缓慢很多，甚至国有企业对此完全不感兴趣，所以既然要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喂草，激励措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项政策推行顺利与否的关键所在。”
“你这是以利诱之啊,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刘主席递了根烟给主席又甩向方叶一根。
方叶双手接过,回道:“做好了既不能升官，又不能为企业带来利益，若搞坏了甚至还要负责，刘主席您说企业负责人他为什么要执行这样的政策。这种事放在十年前,国家一声令下，大家往前冲没问题,那时的人都很纯粹，但时移事易啊，权力分配完成后,剩下的就是个人利弊得失了。”
方叶这句话是直接将官本位的核心本质给毫不遮掩的揭露了出来，搞得主席三人顿时默不作声，只有岸英抬起手肘顶了顶他，但显然方叶说出这句话前，就已经想得很明白了，还是那句话，该说的他是一定要说的。
理想主义,奉献精神这种优良情操，现下保持着的人很多，但是更多的人，随着做官日久，孩子也长大了，他们基于现实需求，也会不自主的为身边人谋一些福利，但只要底线在，这其实也无可厚非，想让天下人人都成圣人，那绝无可能,古往今来数千年，圣人才几个。
这种沉默并没有持续多久，刘主席说道:“主席，我看方叶的这个建议，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操作性。国有企业猛然推向市场也不合适，就像您说的，现在条件暂不具备，但适当开放一些，等于给它们一个过渡的时机，我个人认为是合适的。”
“总理怎么看?”主席问道。
总理想了想，随即点头道:“我认为可以先试一试，对涉及民生的几个行业的一些种类商品的生产企业给予分配指标开放,我想不用多久，一年就足够能看出效果如何了，如果今年底发现不合适，到时再调整或取消。”
主席吸了口烟说道:“国务院组织讨论出相关方案。”
总理答道:“好，这个方案不复杂，预计二月份下发，三月份就可以实施了。”
如总理所说,确实不复杂，无非是给全国国营工厂划出一部分指标开放向民间，激励措施在政策通知下发同时附上就行，只要不影响管理干部的政治前途，他们自然也没啥可反对的，而且这本身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好事，能赚更多的钱，是一个多方都能得利的好政策。
当然，供销批发公司和国营商店商场除外,他们即将见到市场竞争残酷的一面,要么做出改变跟上发展步伐,要么和过去—样继续躺平,反正短期内，国家也不会少了他们一毛钱工资,至于未来如何,历史也已经给出了答案――不前进，就只能成为制度改革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