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8章 是学习还是批斗(二)
山粉圆子2026年06月26日Ctrl+D 收藏本站
第588章 是学习还是批斗(二)
作为本地方的省委书记桂林西站在刘市长的身旁，他看到了玉河服装厂老板的反应,也听到两人不断解释,但他始终没有发声,并不是他不愿维护本地方，而是在当前计划经济仍是全国根本性制度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仍旧没有转变过来。
从一九六四年实行‘新经济政策’至今已经六年了，从开始的中央高层里激烈的思想观点大争论，到去年将这一政策正式定下来,并非一帆风顺，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的新政策是中央强压下来的,很多人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做,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并接受。
过去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实行的是全民公有制，一切资源的分配权掌握在手，这种思想理念在许多革命者思想里早已根深蒂固。
当这种观念受到冲击时,人们就已经很难理解也难接受，而当他们看到一个小小的私营企业主可以年入百万，一般行政审批可以不经过自己，实行权力下放,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冲击,而是挑战,是对思想观念、制度理解的巨大挑战，当然也包括对个人价值观念的挑战。
桂书记看着眼前的这些各省头脑们,此刻他也发现了自己和同安市的同志与他们思想观念的差异,刘市长向他们表达民营企业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但很显然一些人并不能理解。
一家服装厂，带动的是服装产业上下游的产业链发展,促进了的远不是眼前这六百多人的就业，创造的实际效益也远不是服装厂这1200万元的生产总值，事实上还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于产业链的发展理念并不理解。
曾经他桂林西也是如此,他将工业的发展看成了片面的制造，片面的认识工厂越多工业就一定越好，而没有理解,只有形成产业链才能发展出健全的具有竞争力的工业，而产业链发展所带动的社会经济和工业价值，远不是一句‘资本家’帽子就盖棺定论。
—九五一年的同安财政收入只有1500万元，那一年华昌机电成立了，整个庆州也是全省全华东华南地区最先进最大的机械厂诞生;一九五四年同安示范县成立，‘一般性市场经济’正式成为地方新政策,同安经济由此迎来了高速发展时代。
过去整个庆州地区的纺织厂，只有散户百姓召集组成的人力纺车，连厂房都是安排的人家，具体到同安纺织厂，也是由一百户纺织户组成的落后手工纺织厂，而如今的同安国营纺织厂，是一家拥有三千多人，千台先进织布机、纺纱机等组成的大型纺织企业。
如今织布厂、印染厂、国营服装厂都发展了起来,民企制衣企业也就此发展,形成了从蚕丝养殖、棉花种植、剿丝、纺纱、织布、印染、制衣到销售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带动的上下游直接从业人员逾万人,整个地方都由此跟着受惠。
桂书记对于全省工业的建设,对于全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发展目的的认知，与他省的一些同志有明显的区别。
他从这些同志的语言中看出了这一点,他知道这种思想认知不是靠着某一个人能说得清的,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他们都这样说，如果他也开口,那么接下来便是无尽的争论,所以他选择了闭口不言。
他觉得认同的自然会认同，不认同的争论也没有意义，发展过程之中，这种思想争论也必然会产生,而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只要走的是正确的道路,那些不适宜时代发展的自然也会被淘汰,而他从不担心自己的问题,他知道目前庆州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而且是中央定的。
这世界从来如此,正确的事情事,甚至说得不客气一点，哪怕是对国家经济发展，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认知，许许多多的人并不真的清楚，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或者换句话说，即便一些人出过国,知道国内外的差异，但同样不一定会赞同改换发展道路，固有的思想认知是一方面，而发展所改变的权力结构又是另一方面，甚至是核心方面。
桂林西曾与方叶讨论过这些问题,他比较认同方叶对此的一些观点:在旧体制向新体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旧有体制中一部分的反对，这其中的一部分是认知问题,是可以通过学习提升来改变立场的,而另一部的既有利益者，他们不愿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权力的掌控。
由此可以看出,这世界上正确的东西，并不一定人人都会认同，总会有一些人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反对;而过去的革命者，也不天然就能成为建设者，实际上能成为建设者的是少数,而多数人即便不认同，但能够不对建设者的行动做出破坏，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同志’了。
从革命者到建设者这是一个巨大的身份转换,而从建设者成为时代的发展者,能够为国家和人民谋求到更多的利益，为民族规划出更好的未来,那么这样的人就是新时代的开创者、先驱者，但这样的人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极少数。
就如现下，人们对于民营企业的固有认识，将其认定为资本家反动派,是万恶的剥削者，然而人们没有认识到,不只是他们在剥削,也不是只有他们这一种剥削，还有更加高级的剥削,只是这种剥削,往往包装得更加高大上。
方叶作为21世纪的底层社畜,他领略到了资本家血淋淋的剥削时代，也看到了更高级的剥削方式。
当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时,作为户藉上实际的农民身份，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能够在城市里获得工作,改变了一辈子劳死于田间的命运，并不是乌托邦美好时代以及其美好制度,而是那个被称为右派上台的血淋淋资本时代。
方叶曾跟随过父母拖着整板车沉甸甸的粮食,走十来里地到乡里交过公粮,见过基层管理人员的趾高气昂,也在城里看到了城市人对于农民的讥讽与不屑一顾,那是一个城乡差距令人绝望的时代,不仅在物质上，也在身份上。
农民工能够进城,是因为打破了全民所有制,而农民工工作的那些血汗工厂固然是万恶的,但它也实实在在的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否则农民连进城办的简单的事，都需要到村里开证明的时代，进城一趟都已不易，进城工作那是妄想,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斤粮食不如一瓶纯净水，都已经有人在抨击万恶的资本了，但他们是否想过，乌托邦时代的农民,连喝纯净水的资格都没有。
翻开户口簿看看自己的农民身份,看看你吹着空调的办公室,看看办公室里的那些和你同身份的农民工,看看自己亲手打拼的事业，再看看你面前的电脑，手中的手机,看看农村老家的楼房，看看天天痛斥背着的那些房贷车贷,还有那无数贷款,看看你每天路过的cbd和那些街道,买房买车在城市安居?背上车贷房贷?如果放在那时代，好好想想,你也配!?
你是啥身份，你买车买房，你有资格吗?有指标吗?每天的大鱼大肉将一些人吃得太撑了,才让他们觉得每年三五斤香油的时代，公平又公正。
对于他们来说,那时都不用减肥,就能身材苗条，媳妇儿养下的娃,连奶水都不用喂,拿个碗找隔壁人家媳妇那去讨要,再大些用米糊养就行了。
即便夭折一两个也没啥关系,反正一生五六个，七八个，再背着孩子下地干活,孩子长大了接过锄头继续着干,那是他们眼中多么美好的时代。
当一个人没有认清楚自己的身份,自己在时代的功能定位,看不到时代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就会不满足于现状,将自己带入既得利益阶层,然后幻想着一些不切实际，且不属于自己的美好。
如果你觉得跑外卖很辛苦，不如放下外卖箱,回到农村耕两年地,看看家里那三五亩田一年的收入，是否能够超过你一个月送外卖的工资,倘若认为这种生活很美好，农村里的田地都还在的,大可以这样做。
两位副总理带着一行各省书记在民营工业园参观了起来，而桂书记则亲自做起了介绍:“几年前这个工业园还没有入驻几家企业，现在基本都满了。”
一旁的新任庆州地委书记张安国回道:“是已经满了。”
李副总理抬手环指了起工业园问道:“这里有多少私营企业?”“一共七十四家，最小的一家机械厂三十多人;三十到一百人工厂占了七成,目前最大的就是玉河服装厂。”刘市长回道。
李副总理点了点头,而一些省委书记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这么一家工业园比自己所在省一些县城的工厂还要多，其年产值达到了四千万元,而这还只是一个工业园,整个民营工业区几百家私企,一年的产值接近西北地区一些省份的三分之一，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
离开工业园，一行人正式踏进了民营工业区,沿宽阔的马路向前看去，两旁全是厂房，有五金冲压、机械加工、衣架制造厂、发夹饰品厂、塑料花厂、皮筋厂、制针厂、制刷厂、制掉厂等等等，工厂的类型五花八门，而最大的一家是五金饰品厂，这也是全市最大的私营工厂。
“盛利五金饰品厂是我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拥有职工三千二百余人，从事五金服装饰品、厨卫饰品、装饰工艺品、灯饰品等的制造,产品畅销全国,行销印尼、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日本等国家，年为国家创造外汇上百万美元。”刘市长介绍道。
盛利厂的老板早就接到通知,带着一行管理人员站在门口迎接了。邓副总理带着一行人参观起了工厂，了解企业的情况。
说起来,这家工厂的起家也特有意思,老板之一是原华机的车间主管，因年终考核不过惨遭淘汰,但出厂之后的工作也并不缺,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伸来了橄榄枝，而他并没有去工作,在看到政府支持私人创业之后，便利用这个契机自己搞起了工厂。
趁着1961年国家轻工业品大发展的时机,业务越做越大，仅仅九年的时间,从当初不过一两百人的小厂，一下子发展到了三千多人，产品也从开始的低端做向了装饰五金件和五金装饰品,这家工厂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五金装饰品厂。
盛利厂是一家从冲压、铸造、打磨、抛光、电镀到装配的综合型生产工厂，车间里冲压机轰鸣，生产线上的五金件装得一筐又一筐，显然这里的业务很好，而且车间无论从布局还是管理都显得很科学，一片井井有条。
“你们这个企业管理得不错。”李副总理很慷慨的给予了好评。
厂长回道:“我以前在华机工作，因此厂里的管理模式都来自华机厂。”
李副总理接着又问起了老两样:“工人收入如何?企业年产值怎样?”厂长答:“我们厂的工人工资是按岗位来的,不同的岗位工资不同，像装配工月底薪在30至35元左右，打磨工50至70元，开机床的工人工资高一些,底薪80至100元，然后就是加班费。”
“企业利润方面，这两年业务越来越好，像去年全厂产值两千七百万,实行净利润三百多万，给政府纳税两百二十余万。”
苏省书记问道:“你们这个加班费是怎么算的?”厂长回道:“加班费平时1.5倍，周六日两倍。”“每天八小时?”厂长回道:“我们厂根据同安市劳动保障办法的有相关规定，实行的是22天8小时工作制，每日工作时长不得超过十一小时,每月加班时间不应超过76小时,超出76小时的需按两倍工资支付,超出一百小时的需按三倍工资支付,国家法定节假日一律按三倍工资支付。”
苏省书记又问道:“那工人每天上几个小时的班?”“正常情况下，每天十个小时。正班8小时,加班2小时，周六四天32小时，周日统一休息。”厂长答道。
苏省书记看向邓、李二位副总理:“这个劳动办法违背了国家劳动部门和国务院颁发的劳动保障的有关条例啊，工人每天工作为八小时。”而后又看向桂书记:“这样违背国家法令、法例的地方办法是怎么通过的?”一直没有开口的桂书记终于站了出来说道:“庆州地区是国家示范区，这里的制度与其它地方是不同的,经过了国家允许。”
1951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 保障工人劳动权益的法律《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规定,工人的劳动保险金为3%全部由企业承担，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向工人收取该项费用。而《劳动法》现下仍在制订中，主要是国家目前正在大建设当中，真的全面立法保护，那工作就不好开展了，且私营经济发展时间尚短,制订的法律也不一定合时宜。历史上，一直到1993年,新中国第一部劳动法才正式出台。在过去国家劳动保障方面的有关规定中，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8小时，也就是说工人每月有五天时间休息,这些规定好不好?当然是好了，但现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些规定并没有真正的完全实行。
现下，国有工厂工人，每月通常工作26天,平时确实基本上不加班，一些工厂为八小时三班倒,而特殊情况下也会有加班，但是为自愿和义务加班原则,一些国有工厂也会给工人一些加班费或者补贴，但没有具体的标准。
周日休息就真的休息了吗?当然没那么简单,周日仍然会有义务劳动，这个劳动一直实行到了八十年代。虽说现下的历史不同了,工人的义务劳动相比于以前少了许多，但仍然有，而且是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自愿原则在实行。
而且一切看似合理很人性化,很为工人着想的保障条例条令，其实同样有着不合理之处,国家说每日工作八小时就八小时,制度教条而死板,但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地方，就通过国务院发布各种条令条例或办法来打补丁，但仍然补不全。
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很能说明教条的问题，比如化工、石油等特殊行业，三班倒折腾人不说,还会带来严重的管理风险，甲、乙、丙三班频繁交接,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可明明这么大又明显的不合理,十几年来就是无人指出，如果这些问题都让方叶去提,累死了他也提不完。
所以,很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认为有了未来就会立马解决，就说《劳动法》的问题，这个法律一旦颁布，国家是实行还是不实行?按照国家的规定，那是必然要实行的，可是真要这样实行，国家那么多建设怎么办?
到时筑路工人,掐着时间到了五点半将工具一扔就下班;水利修建工人看时间到了，同时如此做，各行各业都会依法行事,管理单位用什么来要求工人继续干活?那是违法的!
在21世纪，国有工厂工人利益的相关法律保护健全，但农民工不属于工人阶级就是下等人,而国家通过所谓的劳动仲裁、法律起诉等一堆的手段，推高农民工保护个人利益的成本,至于工会，农民工交钱也可以参加,但是他们并不真的会保护农民工的利益。
可1970年时下的工人,无论国有还是公私合营企业都是有工会保护的,管理干部敢明着违法，工人敢将他们抓起来批斗信不信!?所以全面保护工人利益与国家建设需要之间存在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劳动法》仍在制订中。
如此一来，工厂要加班了，那就是自愿和义务劳动，一年加班多的,到了年底工厂发个茶缸、记事本、钢笔什么的荣誉鼓励,奉献得多的,那就是厂里的劳动模范，这种方式关起门来过日子自然还能玩，可至今越来越玩不下去了，至于未来一旦国门打开，这套就彻底玩不转了。
比如转换一下角度，工人真的情愿自愿和义务加班吗?这东西见仁见智，老—辈有许多工人确实觉悟高,为了祖国的建设，心甘情愿的加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成长起来的青年工人思想已经不同了，他们开始从一切为了祖国，到家里柴米油盐的现实问题。
青年工人结婚需要房子，需要三转一响，而家里人口又越来越多，工资捉襟见肘;可今年厂子里,厂长的小姨子的大舅哥不仅提了干,工资加得也比别人多，而且还拿到了房子的分配指标。
这些有关系的全都分到了房子，得到了各种好处,而自己从19岁到28岁，早已是人们眼中的老光棍了，就等着房子结婚呢,然而这几年,烟酒没少送，可就是分不到自己，谈了几年的女朋友也无望分手,另嫁他人，这谁能受得了?
曾经对于普通人来说,天下的路子就一条,农民就老实种田,城市人就只能进国有工厂，农村里农民房子不购还能建，可城市里就惨了，没有国有工人身份,特么房子都没有。
—九六一年开始，国家允许个体经营,大量的人员涌向了非国有就业市场,这些年下来,矛盾再次出现，由于国内没有可供这些非‘公’编制人员的房屋建设和交易,使得大量的城市新增人口没房子可住。
上海的弄堂里,一家七八口挤在二三十公尺的老破小里，搞个体是能赚钱,可没房子住啊,所以家里就必须要有一个人能拿到国有工人的身份,这样还有一份分房子的希望,至于搞个体的，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矛盾实际上已经像一座火山，越积越多，再不解决过两年迟早得喷发出来。
然而这样的问题，在同安市根本不存在，作为全国一般市场经济第一市，自全市一期工程开建以后，就开始建商品房，只要你有钱,不管你是啥身份，拿钱买就行，而国有企业依旧走国家模式等着分配。
显然,国有企业所分配的房子根本不是商品房的居住条件可比拟的，国有工人想便宜那就等分房,要住得好那就自己去买房子。
同安的商品房,从68公尺的小户型到120几公尺的大户型都有，便宜的一千多，贵的能到三千多，所以城市居民供房需求高，但已有完善的解决办法，市政府通过商品房开发也赚了—大笔钱,问题是农村进城和外地人口的租房市场矛盾比较大。
很显然，前来同安参观学习的首长们,很多人都还不明白同安的这套经济模式下，不仅推动了全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解决了社会的多少矛盾，他们只看到了资本家再度兴起,而没有认真的思考，这对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巨大帮助。
不过他们在同安市工业区里被民营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番轰炸后，又来到了国营企业，同安的国营企业同样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些企业也在追求利润，而且企业的内部原有管理体制，早被华昌模式搞得千穿百孔。
国营企业有加班费，—年发十三个月工薪,而且工资水平明面上还是国家的等级制，实际上通过各种隐形福利发了下去，国有工人的分配住房建了一片又一片，分房的老大难问题，在这里根本就不是事,反而很多人分了房子却不住,而出去买商品房去了。
“商品房就那么好?”一位省书记对此不是很理解。
好不好，说了没用，自己去看吧,因此结束了国营工厂的参观后，刘市长在桂书记的提示下，直接带着他们随机去商品房小区参观去了。
—个由二三十幢五层民居组成的小区前,刘市长向各位首长们介绍了起来:“胜利花园小区是我市二期建设的代表性小区，这里一共有1350户居民…。”
小区的大门头建设得非常漂亮,既有现代化有暗含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元素,这还只是第一印象，等他们走进小区之后，就被里面的样貌给惊呆了。
—幢幢的房子,并不是肩比肩排列的,而是设计成交错形制,进入大门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大花园,里面种着各种树木和灌木,绿化环境那叫一个好,而在绿化中央还修了一个小型喷泉,设有一个小型儿童游乐场，一个小型健身运场。
居民小区打扫得十分干净整洁,从房屋外观到小区绿花、步道、亭廊,无一不透出现代化生活的风貌，如这样的生活小区就是上海也还没有，而更多的首长已经不用对比了，连自己所住的省委大院同样没法比，这样的现代化生活小区住起来，简直就是享受啊,问题是这特么是给城市普通居民住的。
上海的马书记问道:“这里的房子是怎么卖的?”“房屋户型不同价格不同，处在中间套的房子，每公尺22元，边套每公尺26元;这个小区都是大户型的房子，主要是提供那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居住;中间套每户约108公尺,边套125公尺,增送一个八到十公尺的阳台。”刘市长回道。
马书记略一计算说道:“也就是说一套最便宜的房子2376元。”
刘市长点了点头:“是的,不过还有其它费用,小于140公尺的房子需征收1%的契税,另外就是房屋维修基金征收2%，算下来大约2400多元就可以拿到钥匙了，房屋产权证为70年。”
“这个价格倒是不贵,上海现在买三间房差不多要七千元。”马书记说道。
刘市长则拍马道:“我们不过是一个县级市,哪能跟大上海比啊。”
马书记笑了笑:“但你们这个居民生活小区建的就比上海还要好，市委大院的生活条件也不过如此。”
刘市长则是说道:“干部住什么样有标准,但百姓可以住好一点。”
邓副总理听到此话,朝刘市长看去，说道:“你这个话讲得好，发展就是为了人民,只有人民生活提高了,才能讲干部标准提高的问题。”
一行三十多号人显然不可能都进一户参观，没办法了，于是桂林西陪同邓、李二位副总理一队，省委宣传部同志与庆州地委书记陪同一队,随机走访两户人家。
邓副总理走访的一户普通的居民人家,不仅家里搞了基本的装修,而且电视、收音机、挂钟,还有伟大领袖的半身像，—应俱全。
家里三室两厅，一厨两卫，七口人够住,一问之下才知道,一家自行车就有三辆,还有一辆轻骑摩托车，三孩子在上学，两口子在批发市场做生意,父母则在家负责家务，一家人美满幸福。
当得知这户人家一年能赚两万多元时，各省书记的脸上都十分精彩，这生活水平就是在大上海那也妥妥是富豪人家啊，但很显然能在上海一年赚到这么多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可这里不是大上海,只是华东一个原本普通的小县城。
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比现实教育来得更真切的，在这一刻,一些同志若有所思，一些同志四下打量着房间,而有些则看着主人家厨房里放在案板上的肉陷入沉思。
同一个国家,同样的县城,为什么无论是工业还是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城市环境等所有的方面，完全就如同是两个世界?一些同志内心里的某些东西，就在这一刹那被击得粉碎。
是的,这一切的变化，都源自于这里是示范市，实行的是一般性市场经济,而他们管理的治下，还在实行计划经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水平，这些年在新经济政策下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但与同安市相比,那点成绩与骄傲似乎已经不值一提了。
然而随着了解的信息越多，发现的差距就越大，一个58万人口的县确实不算小，但也不大,然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4400多元，gdp比整个青海省还高出一倍,是西藏自治区的3.5倍,只比新疆少了五个亿,可新疆有接近九百万人口啊，是同安的15.5倍。
而看着厨房案板上，那稻草捆着的两斤猪肉发着呆的,正是新疆自治区龙书记，只见他喃喃自语道:“太大了,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作为本地方的省委书记桂林西站在刘市长的身旁，他看到了玉河服装厂老板的反应,也听到两人不断解释,但他始终没有发声,并不是他不愿维护本地方，而是在当前计划经济仍是全国根本性制度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仍旧没有转变过来。
从一九六四年实行‘新经济政策’至今已经六年了，从开始的中央高层里激烈的思想观点大争论，到去年将这一政策正式定下来,并非一帆风顺，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的新政策是中央强压下来的,很多人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做,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并接受。
过去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实行的是全民公有制，一切资源的分配权掌握在手，这种思想理念在许多革命者思想里早已根深蒂固。
当这种观念受到冲击时,人们就已经很难理解也难接受，而当他们看到一个小小的私营企业主可以年入百万，一般行政审批可以不经过自己，实行权力下放,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冲击,而是挑战,是对思想观念、制度理解的巨大挑战，当然也包括对个人价值观念的挑战。
桂书记看着眼前的这些各省头脑们,此刻他也发现了自己和同安市的同志与他们思想观念的差异,刘市长向他们表达民营企业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但很显然一些人并不能理解。
一家服装厂，带动的是服装产业上下游的产业链发展,促进了的远不是眼前这六百多人的就业，创造的实际效益也远不是服装厂这1200万元的生产总值，事实上还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于产业链的发展理念并不理解。
曾经他桂林西也是如此,他将工业的发展看成了片面的制造，片面的认识工厂越多工业就一定越好，而没有理解,只有形成产业链才能发展出健全的具有竞争力的工业，而产业链发展所带动的社会经济和工业价值，远不是一句‘资本家’帽子就盖棺定论。
—九五一年的同安财政收入只有1500万元，那一年华昌机电成立了，整个庆州也是全省全华东华南地区最先进最大的机械厂诞生;一九五四年同安示范县成立，‘一般性市场经济’正式成为地方新政策,同安经济由此迎来了高速发展时代。
过去整个庆州地区的纺织厂，只有散户百姓召集组成的人力纺车，连厂房都是安排的人家，具体到同安纺织厂，也是由一百户纺织户组成的落后手工纺织厂，而如今的同安国营纺织厂，是一家拥有三千多人，千台先进织布机、纺纱机等组成的大型纺织企业。
如今织布厂、印染厂、国营服装厂都发展了起来,民企制衣企业也就此发展,形成了从蚕丝养殖、棉花种植、剿丝、纺纱、织布、印染、制衣到销售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带动的上下游直接从业人员逾万人,整个地方都由此跟着受惠。
桂书记对于全省工业的建设,对于全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发展目的的认知，与他省的一些同志有明显的区别。
他从这些同志的语言中看出了这一点,他知道这种思想认知不是靠着某一个人能说得清的,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他们都这样说，如果他也开口,那么接下来便是无尽的争论,所以他选择了闭口不言。
他觉得认同的自然会认同，不认同的争论也没有意义，发展过程之中，这种思想争论也必然会产生,而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只要走的是正确的道路,那些不适宜时代发展的自然也会被淘汰,而他从不担心自己的问题,他知道目前庆州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而且是中央定的。
这世界从来如此,正确的事情事,甚至说得不客气一点，哪怕是对国家经济发展，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认知，许许多多的人并不真的清楚，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或者换句话说，即便一些人出过国,知道国内外的差异，但同样不一定会赞同改换发展道路，固有的思想认知是一方面，而发展所改变的权力结构又是另一方面，甚至是核心方面。
桂林西曾与方叶讨论过这些问题,他比较认同方叶对此的一些观点:在旧体制向新体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旧有体制中一部分的反对，这其中的一部分是认知问题,是可以通过学习提升来改变立场的,而另一部的既有利益者，他们不愿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权力的掌控。
由此可以看出,这世界上正确的东西，并不一定人人都会认同，总会有一些人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反对;而过去的革命者，也不天然就能成为建设者，实际上能成为建设者的是少数,而多数人即便不认同，但能够不对建设者的行动做出破坏，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同志’了。
从革命者到建设者这是一个巨大的身份转换,而从建设者成为时代的发展者,能够为国家和人民谋求到更多的利益，为民族规划出更好的未来,那么这样的人就是新时代的开创者、先驱者，但这样的人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极少数。
就如现下，人们对于民营企业的固有认识，将其认定为资本家反动派,是万恶的剥削者，然而人们没有认识到,不只是他们在剥削,也不是只有他们这一种剥削，还有更加高级的剥削,只是这种剥削,往往包装得更加高大上。
方叶作为21世纪的底层社畜,他领略到了资本家血淋淋的剥削时代，也看到了更高级的剥削方式。
当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时,作为户藉上实际的农民身份，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能够在城市里获得工作,改变了一辈子劳死于田间的命运，并不是乌托邦美好时代以及其美好制度,而是那个被称为右派上台的血淋淋资本时代。
方叶曾跟随过父母拖着整板车沉甸甸的粮食,走十来里地到乡里交过公粮,见过基层管理人员的趾高气昂,也在城里看到了城市人对于农民的讥讽与不屑一顾,那是一个城乡差距令人绝望的时代,不仅在物质上，也在身份上。
农民工能够进城,是因为打破了全民所有制,而农民工工作的那些血汗工厂固然是万恶的,但它也实实在在的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否则农民连进城办的简单的事，都需要到村里开证明的时代，进城一趟都已不易，进城工作那是妄想,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斤粮食不如一瓶纯净水，都已经有人在抨击万恶的资本了，但他们是否想过，乌托邦时代的农民,连喝纯净水的资格都没有。
翻开户口簿看看自己的农民身份,看看你吹着空调的办公室,看看办公室里的那些和你同身份的农民工,看看自己亲手打拼的事业，再看看你面前的电脑，手中的手机,看看农村老家的楼房，看看天天痛斥背着的那些房贷车贷,还有那无数贷款,看看你每天路过的cbd和那些街道,买房买车在城市安居?背上车贷房贷?如果放在那时代，好好想想,你也配!?
你是啥身份，你买车买房，你有资格吗?有指标吗?每天的大鱼大肉将一些人吃得太撑了,才让他们觉得每年三五斤香油的时代，公平又公正。
对于他们来说,那时都不用减肥,就能身材苗条，媳妇儿养下的娃,连奶水都不用喂,拿个碗找隔壁人家媳妇那去讨要,再大些用米糊养就行了。
即便夭折一两个也没啥关系,反正一生五六个，七八个，再背着孩子下地干活,孩子长大了接过锄头继续着干,那是他们眼中多么美好的时代。
当一个人没有认清楚自己的身份,自己在时代的功能定位,看不到时代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就会不满足于现状,将自己带入既得利益阶层,然后幻想着一些不切实际，且不属于自己的美好。
如果你觉得跑外卖很辛苦，不如放下外卖箱,回到农村耕两年地,看看家里那三五亩田一年的收入，是否能够超过你一个月送外卖的工资,倘若认为这种生活很美好，农村里的田地都还在的,大可以这样做。
两位副总理带着一行各省书记在民营工业园参观了起来，而桂书记则亲自做起了介绍:“几年前这个工业园还没有入驻几家企业，现在基本都满了。”
一旁的新任庆州地委书记张安国回道:“是已经满了。”
李副总理抬手环指了起工业园问道:“这里有多少私营企业?”“一共七十四家，最小的一家机械厂三十多人;三十到一百人工厂占了七成,目前最大的就是玉河服装厂。”刘市长回道。
李副总理点了点头,而一些省委书记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这么一家工业园比自己所在省一些县城的工厂还要多，其年产值达到了四千万元,而这还只是一个工业园,整个民营工业区几百家私企,一年的产值接近西北地区一些省份的三分之一，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
离开工业园，一行人正式踏进了民营工业区,沿宽阔的马路向前看去，两旁全是厂房，有五金冲压、机械加工、衣架制造厂、发夹饰品厂、塑料花厂、皮筋厂、制针厂、制刷厂、制掉厂等等等，工厂的类型五花八门，而最大的一家是五金饰品厂，这也是全市最大的私营工厂。
“盛利五金饰品厂是我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拥有职工三千二百余人，从事五金服装饰品、厨卫饰品、装饰工艺品、灯饰品等的制造,产品畅销全国,行销印尼、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日本等国家，年为国家创造外汇上百万美元。”刘市长介绍道。
盛利厂的老板早就接到通知,带着一行管理人员站在门口迎接了。邓副总理带着一行人参观起了工厂，了解企业的情况。
说起来,这家工厂的起家也特有意思,老板之一是原华机的车间主管，因年终考核不过惨遭淘汰,但出厂之后的工作也并不缺,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伸来了橄榄枝，而他并没有去工作,在看到政府支持私人创业之后，便利用这个契机自己搞起了工厂。
趁着1961年国家轻工业品大发展的时机,业务越做越大，仅仅九年的时间,从当初不过一两百人的小厂，一下子发展到了三千多人，产品也从开始的低端做向了装饰五金件和五金装饰品,这家工厂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五金装饰品厂。
盛利厂是一家从冲压、铸造、打磨、抛光、电镀到装配的综合型生产工厂，车间里冲压机轰鸣，生产线上的五金件装得一筐又一筐，显然这里的业务很好，而且车间无论从布局还是管理都显得很科学，一片井井有条。
“你们这个企业管理得不错。”李副总理很慷慨的给予了好评。
厂长回道:“我以前在华机工作，因此厂里的管理模式都来自华机厂。”
李副总理接着又问起了老两样:“工人收入如何?企业年产值怎样?”厂长答:“我们厂的工人工资是按岗位来的,不同的岗位工资不同，像装配工月底薪在30至35元左右，打磨工50至70元，开机床的工人工资高一些,底薪80至100元，然后就是加班费。”
“企业利润方面，这两年业务越来越好，像去年全厂产值两千七百万,实行净利润三百多万，给政府纳税两百二十余万。”
苏省书记问道:“你们这个加班费是怎么算的?”厂长回道:“加班费平时1.5倍，周六日两倍。”“每天八小时?”厂长回道:“我们厂根据同安市劳动保障办法的有相关规定，实行的是22天8小时工作制，每日工作时长不得超过十一小时,每月加班时间不应超过76小时,超出76小时的需按两倍工资支付,超出一百小时的需按三倍工资支付,国家法定节假日一律按三倍工资支付。”
苏省书记又问道:“那工人每天上几个小时的班?”“正常情况下，每天十个小时。正班8小时,加班2小时，周六四天32小时，周日统一休息。”厂长答道。
苏省书记看向邓、李二位副总理:“这个劳动办法违背了国家劳动部门和国务院颁发的劳动保障的有关条例啊，工人每天工作为八小时。”而后又看向桂书记:“这样违背国家法令、法例的地方办法是怎么通过的?”一直没有开口的桂书记终于站了出来说道:“庆州地区是国家示范区，这里的制度与其它地方是不同的,经过了国家允许。”
1951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 保障工人劳动权益的法律《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规定,工人的劳动保险金为3%全部由企业承担，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向工人收取该项费用。而《劳动法》现下仍在制订中，主要是国家目前正在大建设当中，真的全面立法保护，那工作就不好开展了，且私营经济发展时间尚短,制订的法律也不一定合时宜。历史上，一直到1993年,新中国第一部劳动法才正式出台。在过去国家劳动保障方面的有关规定中，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8小时，也就是说工人每月有五天时间休息,这些规定好不好?当然是好了，但现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些规定并没有真正的完全实行。
现下，国有工厂工人，每月通常工作26天,平时确实基本上不加班，一些工厂为八小时三班倒,而特殊情况下也会有加班，但是为自愿和义务加班原则,一些国有工厂也会给工人一些加班费或者补贴，但没有具体的标准。
周日休息就真的休息了吗?当然没那么简单,周日仍然会有义务劳动，这个劳动一直实行到了八十年代。虽说现下的历史不同了,工人的义务劳动相比于以前少了许多，但仍然有，而且是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自愿原则在实行。
而且一切看似合理很人性化,很为工人着想的保障条例条令，其实同样有着不合理之处,国家说每日工作八小时就八小时,制度教条而死板,但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地方，就通过国务院发布各种条令条例或办法来打补丁，但仍然补不全。
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很能说明教条的问题，比如化工、石油等特殊行业，三班倒折腾人不说,还会带来严重的管理风险，甲、乙、丙三班频繁交接,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可明明这么大又明显的不合理,十几年来就是无人指出，如果这些问题都让方叶去提,累死了他也提不完。
所以,很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认为有了未来就会立马解决，就说《劳动法》的问题，这个法律一旦颁布，国家是实行还是不实行?按照国家的规定，那是必然要实行的，可是真要这样实行，国家那么多建设怎么办?
到时筑路工人,掐着时间到了五点半将工具一扔就下班;水利修建工人看时间到了，同时如此做，各行各业都会依法行事,管理单位用什么来要求工人继续干活?那是违法的!
在21世纪，国有工厂工人利益的相关法律保护健全，但农民工不属于工人阶级就是下等人,而国家通过所谓的劳动仲裁、法律起诉等一堆的手段，推高农民工保护个人利益的成本,至于工会，农民工交钱也可以参加,但是他们并不真的会保护农民工的利益。
可1970年时下的工人,无论国有还是公私合营企业都是有工会保护的,管理干部敢明着违法，工人敢将他们抓起来批斗信不信!?所以全面保护工人利益与国家建设需要之间存在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劳动法》仍在制订中。
如此一来，工厂要加班了，那就是自愿和义务劳动，一年加班多的,到了年底工厂发个茶缸、记事本、钢笔什么的荣誉鼓励,奉献得多的,那就是厂里的劳动模范，这种方式关起门来过日子自然还能玩，可至今越来越玩不下去了，至于未来一旦国门打开，这套就彻底玩不转了。
比如转换一下角度，工人真的情愿自愿和义务加班吗?这东西见仁见智，老—辈有许多工人确实觉悟高,为了祖国的建设，心甘情愿的加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成长起来的青年工人思想已经不同了，他们开始从一切为了祖国，到家里柴米油盐的现实问题。
青年工人结婚需要房子，需要三转一响，而家里人口又越来越多，工资捉襟见肘;可今年厂子里,厂长的小姨子的大舅哥不仅提了干,工资加得也比别人多，而且还拿到了房子的分配指标。
这些有关系的全都分到了房子，得到了各种好处,而自己从19岁到28岁，早已是人们眼中的老光棍了，就等着房子结婚呢,然而这几年,烟酒没少送，可就是分不到自己，谈了几年的女朋友也无望分手,另嫁他人，这谁能受得了?
曾经对于普通人来说,天下的路子就一条,农民就老实种田,城市人就只能进国有工厂，农村里农民房子不购还能建，可城市里就惨了，没有国有工人身份,特么房子都没有。
—九六一年开始，国家允许个体经营,大量的人员涌向了非国有就业市场,这些年下来,矛盾再次出现，由于国内没有可供这些非‘公’编制人员的房屋建设和交易,使得大量的城市新增人口没房子可住。
上海的弄堂里,一家七八口挤在二三十公尺的老破小里，搞个体是能赚钱,可没房子住啊,所以家里就必须要有一个人能拿到国有工人的身份,这样还有一份分房子的希望,至于搞个体的，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矛盾实际上已经像一座火山，越积越多，再不解决过两年迟早得喷发出来。
然而这样的问题，在同安市根本不存在，作为全国一般市场经济第一市，自全市一期工程开建以后，就开始建商品房，只要你有钱,不管你是啥身份，拿钱买就行，而国有企业依旧走国家模式等着分配。
显然,国有企业所分配的房子根本不是商品房的居住条件可比拟的，国有工人想便宜那就等分房,要住得好那就自己去买房子。
同安的商品房,从68公尺的小户型到120几公尺的大户型都有，便宜的一千多，贵的能到三千多，所以城市居民供房需求高，但已有完善的解决办法，市政府通过商品房开发也赚了—大笔钱,问题是农村进城和外地人口的租房市场矛盾比较大。
很显然，前来同安参观学习的首长们,很多人都还不明白同安的这套经济模式下，不仅推动了全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解决了社会的多少矛盾，他们只看到了资本家再度兴起,而没有认真的思考，这对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巨大帮助。
不过他们在同安市工业区里被民营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番轰炸后，又来到了国营企业，同安的国营企业同样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些企业也在追求利润，而且企业的内部原有管理体制，早被华昌模式搞得千穿百孔。
国营企业有加班费，—年发十三个月工薪,而且工资水平明面上还是国家的等级制，实际上通过各种隐形福利发了下去，国有工人的分配住房建了一片又一片，分房的老大难问题，在这里根本就不是事,反而很多人分了房子却不住,而出去买商品房去了。
“商品房就那么好?”一位省书记对此不是很理解。
好不好，说了没用，自己去看吧,因此结束了国营工厂的参观后，刘市长在桂书记的提示下，直接带着他们随机去商品房小区参观去了。
—个由二三十幢五层民居组成的小区前,刘市长向各位首长们介绍了起来:“胜利花园小区是我市二期建设的代表性小区，这里一共有1350户居民…。”
小区的大门头建设得非常漂亮,既有现代化有暗含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元素,这还只是第一印象，等他们走进小区之后，就被里面的样貌给惊呆了。
—幢幢的房子,并不是肩比肩排列的,而是设计成交错形制,进入大门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大花园,里面种着各种树木和灌木,绿化环境那叫一个好,而在绿化中央还修了一个小型喷泉,设有一个小型儿童游乐场，一个小型健身运场。
居民小区打扫得十分干净整洁,从房屋外观到小区绿花、步道、亭廊,无一不透出现代化生活的风貌，如这样的生活小区就是上海也还没有，而更多的首长已经不用对比了，连自己所住的省委大院同样没法比，这样的现代化生活小区住起来，简直就是享受啊,问题是这特么是给城市普通居民住的。
上海的马书记问道:“这里的房子是怎么卖的?”“房屋户型不同价格不同，处在中间套的房子，每公尺22元，边套每公尺26元;这个小区都是大户型的房子，主要是提供那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居住;中间套每户约108公尺,边套125公尺,增送一个八到十公尺的阳台。”刘市长回道。
马书记略一计算说道:“也就是说一套最便宜的房子2376元。”
刘市长点了点头:“是的,不过还有其它费用,小于140公尺的房子需征收1%的契税,另外就是房屋维修基金征收2%，算下来大约2400多元就可以拿到钥匙了，房屋产权证为70年。”
“这个价格倒是不贵,上海现在买三间房差不多要七千元。”马书记说道。
刘市长则拍马道:“我们不过是一个县级市,哪能跟大上海比啊。”
马书记笑了笑:“但你们这个居民生活小区建的就比上海还要好，市委大院的生活条件也不过如此。”
刘市长则是说道:“干部住什么样有标准,但百姓可以住好一点。”
邓副总理听到此话,朝刘市长看去，说道:“你这个话讲得好，发展就是为了人民,只有人民生活提高了,才能讲干部标准提高的问题。”
一行三十多号人显然不可能都进一户参观，没办法了，于是桂林西陪同邓、李二位副总理一队，省委宣传部同志与庆州地委书记陪同一队,随机走访两户人家。
邓副总理走访的一户普通的居民人家,不仅家里搞了基本的装修,而且电视、收音机、挂钟,还有伟大领袖的半身像，—应俱全。
家里三室两厅，一厨两卫，七口人够住,一问之下才知道,一家自行车就有三辆,还有一辆轻骑摩托车，三孩子在上学，两口子在批发市场做生意,父母则在家负责家务，一家人美满幸福。
当得知这户人家一年能赚两万多元时，各省书记的脸上都十分精彩，这生活水平就是在大上海那也妥妥是富豪人家啊，但很显然能在上海一年赚到这么多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可这里不是大上海,只是华东一个原本普通的小县城。
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比现实教育来得更真切的，在这一刻,一些同志若有所思，一些同志四下打量着房间,而有些则看着主人家厨房里放在案板上的肉陷入沉思。
同一个国家,同样的县城,为什么无论是工业还是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城市环境等所有的方面，完全就如同是两个世界?一些同志内心里的某些东西，就在这一刹那被击得粉碎。
是的,这一切的变化，都源自于这里是示范市，实行的是一般性市场经济,而他们管理的治下，还在实行计划经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水平，这些年在新经济政策下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但与同安市相比,那点成绩与骄傲似乎已经不值一提了。
然而随着了解的信息越多，发现的差距就越大，一个58万人口的县确实不算小，但也不大,然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4400多元，gdp比整个青海省还高出一倍,是西藏自治区的3.5倍,只比新疆少了五个亿,可新疆有接近九百万人口啊，是同安的15.5倍。
而看着厨房案板上，那稻草捆着的两斤猪肉发着呆的,正是新疆自治区龙书记，只见他喃喃自语道:“太大了,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