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0章 参访
山粉圆子2026年06月26日Ctrl+D 收藏本站
第610章 参访
一九七一年是厩一九六四年,八大正式确认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来，国内政治局势更严肃的一年。
刚开年的三月份,便爆发了‘高冈事件’，仅仅四个多月后，就又发生了‘林氏叛逃’、‘阴谋政变’的特大政治事件，国内政军两界的政治气氛,因此变得无比紧张而又严肃。
而这一年，新中国的外部国际局势也在整体变好，随着中美关系确认缓和，中国迎来了一波建交高峰,从年初开始，截止十月，新中国先后与科威特、伊朗、奥地利、土耳其、比利时等十二国建交，年末还有三个建交国,全年共与十五国建交。
时间来到四月份，十四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结束对中美两国贸易的禁令，放宽对新中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考虑解禁美国公民前往中国的签证限制,而中方给很快给予了对等回复，两国之间的交流窗口打开了，但第一位来华的并不是美国人，而是华人诺贝尔科学家杨震宁。
他当时在报纸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了一条消息,美国政府取消了，美国公民护照上原来印有美国公民不可随便去的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越南、古巴、中国和朝鲜的要求，杨震宁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于是立即向美国政府进行了申请。
不过,此时中美两国官方还未正式接触,双方也没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不过白宫科学顾问考虑之后还是同意了杨的申请，与此同时，国内也接到了杨想回国访华的消息,总理亲自出面，表达了对他回国访问的态度――热列欢迎杨震宁回家。
七月中下句，杨氏夫妇从加拿大(1970年建交)乘飞机抵达上海，受到了祖国的热烈欢迎，当新闻传到台湾之后，最难堪的却是蒋氏父子，只因早在一九五七年，李、杨获得诺贝尔奖后，陆台双方都在争取这些华人科学家。
为了争取杨去台,蒋氏父子指示其岳母做杨的思想工作，但让二人没有想到的是,杨的岳母曹秀青借机去了美国，并于一九六三年从纽约转道瑞士回归了大陆,这一事件让蒋氏父子气得半死，而随着杨震宁归国访问的新闻报道了出来，老蒋知道他的计划再一次破产了。
时间回到七月的这一日，杨震宁抵达北京,受到了总理的接见，期间总理就科学发展的问题与杨讨论了近五个小时，并通过他全面了解了美西方当前科技发展的情况，这对于长期封闭在国内的科学家及国家上层科学规划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过会谈结束后，杨震宁却是向总理提出了一个请求,他想到国内各地去看看，总理自是欣然应许，就见总理笑着说:“虽然我们国家的发展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国家也在努力的进步,欢迎杨先生在全国各地多走一走,看一看。”
杨则说道:“总理,其实我落地上海后，看到的景象让我十分的惊讶,这与我曾经想法中的国家发展情况完全不同。”
总理笑问道:“是不是这样啊。”
杨震宁很认真的说道:“我听闻实行计划经济制的国家,其民众都是实行的分配制，但我回到上海后，发现上海的个体商业十分的繁荣,比民国那时候更发达了，到处都是商铺,商品也琳琅满目,整座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与我想像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完全不同。”
“后来我与父亲交谈才知道,原来国内早在一九六一年就允许个体商业了，六四年国内实行新经济政策,现在又允许个人创办工厂,我虽对经济方面并不专业，但仔细了解后解，我认为国家做了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构建市场,促进工商业的繁荣，是国家经济进步的重要条件。”
总理哈哈一笑,而后便坦诚的对杨震宁说道:“你说的对啊,新中国一建立，我们就学的苏联,实行全面计划经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发现了这一经济体制的优缺点，什么东西国家都直接管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该交给民间的还是要交给民间。”
杨震宁瞬间神情一怔,这话透露的信息足够多了，他便问道:“总理,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将来国内会大规模开放私营资本的发展?”总理凝神略作思考，不过并未直接回答,而是说道:“你知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但公有制之外，还会有别的所有制,其中包括私营经济所有制或者公私营混合制，或别的什么制，总之一条，国家建设不能搞教条，哪种合适就用哪种。”
接着,总理又对杨震宁说道:“很多事情,还是要你自己去亲眼看看,我想信到时你的心中就会有想要的答案。”
杨震宁认真的点头，脸上不由露起期待神色。
杨的参观从首都开始,他参观了长城,到了青华大学，参观了首钢、又去了中科院，但他看到中科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万名科学家的大型科研机构，各类科研项目数不胜数,而且科学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落后，反而在一些方面很先进,这让他十分的惊讶。
“产学研一体的思路非常好,这与美国的科学市场化应用方式已经无限接近了，而且一些方面更先进，不知道这是谁提出来的方法?”杨震宁在中科院问道。
郭副总理说道:“这个方式最早来自于国内一家企业。”“哪家企业?”杨问。
郭副总理坦然说道:“华昌集团，以前他们搞机床研究，采用的就是这套方式，后来华昌研究院将这个方式扩大到了整个企业的研究机构,他们又在国内各大学联合组建了众多研究项目，这些方式也就慢慢的渗入到了国家科研机构当中。”
“—九六五年，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所列项目提前基本完成，六六年开始，中长期科学发展纲要拟订完成，国家科院机构进行了第一次改革，确定走产学研一体的发展道路，过去五年，框架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全国将来除基础研究外，应用研究都将实行这一方式。”
“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杨震宁激动的说道:“产学研一体，此理念十分先进，这方面就是美国现在也还没有如此完善的提法。”
想了想又问道:“华昌集团会造数控机床了吧?”郭副总理听到这里,直接笑了，他抬手指向邓嘉先说道:“你老乡知道,让他来回答吧。”
邓嘉先自与杨震宁会见后，一直都非常谨慎,虽然他是杨在首都参观的陪同人之一，不过除了一些回忆过往和风景名胜介绍外，基本不说其他话，包括自己现在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更是一字不提。
见郭副总理要自己说，他这才回道:“震宁，—九五八年,国内最早的数控机床自华昌机床厂诞生，这些年国内能造数控机床的企业已经很多了，北京、沈阳、大连、济南都能造数控机床。”
邓嘉先说得十分保守，郭副总理见此,便接过话说道:“杨先生，华昌集团就是你老家安徽的企业，也是新中国顶尖的科技型企业。”
“顶尖科技型企业?”杨震宁有些不明所以。
机床作为精密制造,涉及计算机、精密加工、机电一体化技术，确实所科技型企业，但这与顶尖还有些不搭尬吧,或者郭副总理并不是很清楚，美国的顶尖科技企业是什么样?这一刻，他觉得国内人的视野还是需要增加，否则也不至于对顶尖科技企业的理解都出现了偏差。
他想了想还是说道:“美国的顶尖科持企业，比如德州仪器、ibm计算机公司，这两家公司从事半导体/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研究，还有帕森斯和马格这样的先进数控机床企业，这些都是美国国内的顶尖技术型企业。”
杨震宁这番话有提醒的意味,他是想告诉郭副总理和邓嘉先、周培源等人，什么是顶尖科技企业，然而听完他所述的郭副总理只是笑着点了点头，并未作答。
杨见此也没再多说什么,而当他从北一机床厂参观完成后,他终于确定，国内是真的能造数控机床了,而且技术程度还相当的不错。
八月初林标坠机事件发生,国内上层局势顿时动荡不安了起来，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杨震林在国内的参观，他从上海出发在邓嘉先的陪同下，前往合肥参观了起来,这里是他的出生地，虽然待的时间并不久，不过他想来看看，国家也自然没有阻止。
自他三八年离开合肥，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了，现下的合肥与他曾经记忆里的城市已经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过去的那个农业城市，如今俨然已是企业林立、商业繁荣的工业城市,全市各类工厂已达一千四百余个。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当杨震宁在省委和市委同志的陪同下，来到科技城之后，他第一次深切的感受到了祖国科技发展的惊人成就。
华维他自然是听说过的,他在美国还听说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发展得很不错,而他一度也以为这些都是国内官方在搞，只到他来到科技城之后,才发现原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来到华为研究基地,刚下车邓嘉先将他拉到了一旁，对他说道:“震宁，有个事我需要跟你先讲一下。”
“嘉先请说。”杨震宁见老友表情有些严肃,便知道恐怕没那么简单。
而邓嘉先则对说道:“这里的研究项目都是国家的核心技术机密，特别是里面的核心技术部门，此前从来没有对外接受过参观，今天你要去的地方就涉及这些部门，还希望你看到了什么，都能严格保密。”
杨震宁对于这番神神秘秘有些不以为意,可邓嘉先接下来的话却是让他不得不重视了起来，就见邓嘉先说道:“你能进入核心部门，这是总理亲批的，至于为什么这样说，等一会你进去参观完后就知道了,还是那句话，千万要对外保密。”
杨震宁点了点头,他随众人来到了研究中心大楼门前时,方叶已经在那里等待了，随着陪同的合肥市委的同志介绍，他才知道，自己所认为的华昌集团根本就不是想的那样，原来这家企业还搞半导体和计算机,而华维集团居然是华昌旗下的企业。
这一刻，他幌然大悟，终于知道郭副总理,为什么说华昌集团是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了，原来如此，原来造机床只是集团的其中一个产业，而且规模远小于华维,至于现在所处的科技城，其中绝大多数产业都是这个集团的,标准的美式巨无霸企业啊。
随着参观开始,杨震宁终于看到了中国半导体技术发展的水平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看到了新型的集成电路版，看到了大尺寸晶圆研究成果,看到了完全区别于大阪世博会日本发布的无线电话，看到了数字式射频通讯技术研究成果,看到了大尺寸的液晶显示屏，看到了微型口袋式科学计算器，还有数量凡多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
待到了一些核心部门，那些省里来的高级干部都被拦在了外面，杨震宁终于明白，国家给了他多大的面子，在芯片研究的核心部门里,他看到了—枚超级芯片。
“这是新一代中央处理器,我们取名为‘汉芯101’型中央处理器，它比美国最新型号同类处理器的整体性能提升了整整10倍。”
随着研究人员的展示和基本讲解,杨震宁大为震惊,然而随之的一句话,更让他彻底震撼了，就见研究员说道:“这是我们一年前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进行新一代的新处理器开发。”
杨震宁立即问道:“美国的基比尔说晶体管的集成水平，每十八个月就翻—番,这是真的吗?”王守觉点头道:“基本差不多，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的整体技术水平比美国要高,但在市场化这方面还与美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使得我国的高级计算机芯片研究速度要慢许多，若这个问题解决,我们的研究速度会更快。”
杨震宁从激动中回过神来，表情凝重的说道:“还是要加大国民经济发展。我国现下高级消费品这一块确实比国外要慢了一步，这会制约新科技的应用，而没有广大的市场，研究出来的新技术就难以完善,这是一个大问题。”
众人皆点头,这并不是什么超前理念，在国外这甚至是一个十分基础的认识，国内有点子见识的人，现下自然也是了解的,可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而这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前国内民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
国内现下占九成九的企业都是国企，而国有企业的工人收入又相对衡定,他们消耗基础工业品没啥问题,甚至电视机、收音机这些较为昂贵工业品的在普及，但是其他方面的消费就没有多少了，比如随身听市场就小,而电子游戏机、个人计算机等一类,只能说市场极小。
华维制造出来的计算机,大头是国家再买,其余就是各大学或研究机构,但就算将这些都加在一起，全国市场的最大容量撑死两万台，而这个总需求量只是美国ibm公司一个月的产量，二者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
无法大规模市场化,是华维半导体和计算机事业发展,十几年来一直的心病,而国家在方叶的不断呼吁下也重视起了这个问题，于是国家便扩大了ic的应用范围,以前只能用于军用的ic技术，现在也向民间普及了,这确实促进了华维生存的环境改善。
只是,这在方叶看来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短期内ic大规模应用，确实可以带动华维的ic技术产能，但是最终这些都会反映到市场上,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多数国民还是由于买不起，只能看着价格望而生畏。
并且,这个方式也只能在短期内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又将很快‘饱和’，而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唯有促进私营企业发展,提升农民工收入增长,从而达到扩大市场需求的目的,也唯此才能真正的将新技术推广到市场上大规模应用。
可现下的情况是,国内的国有企业已经发展到了29万余家,而私营企业历经近两年，全国总数还未达到三千家，一个问题来了，这么多的国企，真的促进了国家工业和市场的全面发展,全面繁荣吗?答案或许并不那么美好。
在国家工业草创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对于新中国的工业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随着发展的持续,一切就起了变化。
比如，—九五六年,全国七万户企业实现公私合营,全国工业资源得到了整合，国家工业也有了发展的基础，其后，—路合并、重组，大量的公私合营企业成为了国企，截止到一九七零年，国企总数约29.7万家。
国企成为了全国生产的主力军，然而我们再来看一看当下的实际情况,大量国企(含地方和集体公有制企业)发展了这么多年，确实解决了百姓―般工业品的需求,当是中高级工业品技术发展水平低下，社会购买力同样处在低水平。
又比如，国内的半导体技术发展水平如同坐火车般，一路向前奔驰，可在工业应用领域却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应用,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企业不想要更好的生产设备，而是他们想要但是买不起。
除此之外,就是发展思路的问题,低端制造能稳定大量的就业，国家正是通过大量国企和低水平制造维持了这种局面，而低端制造又无法提供更多的薪水，同时企业的利润又基本上缴国家，企业自身根本就没有多少钱用于发展。(除现有五大行业外，也没有自主经营权。)如此，事情已经变得不再复杂,造成这一切的最大问题，就是现有分配体制的巨大矛盾，大量国有企业利润八成上缴国家（之前留存为10.8%，现下要建房，留存才达到了20%)，可若不这样做,将大量利润留给国企,那公有制就变成了笑话。
现下，国有工人的薪资水平并不高,全国平均薪资为65元左右，虽然已经比历史上同期高出一倍了，但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它还是太低了,持续增加工人收入又同样不可行，那样城乡，工人与农民的收入差距只会更大。
要中和这种矛盾,就得发展民营经济,个体户解决了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而全国农民的收入改善依旧极其有限，全国农民家庭年平均收入也就在230元左右，其中南方最富普遍在450元左右,还是以南方为例，工人人均收入是农民的九倍，城乡差距已经大到离谱了。
方叶不断的呼吁，国家终于同意开放五大行业个体经营，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提升农民工和一般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得不说虽然它不完美,也没有全面开放,但对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
只是问题又来了，以国内当前的消费结构来看，基础消费品的生产，国企就已能基本满足，私营需要从国企的碗里抢饭吃，而私企与国企，多数时候生产类型交差，私营企业的发展必然困难,双方也必然会因为市场分配而产生矛盾。
很显然,国企比私企强大得多，哪怕现下国家为了促进私企发展，要求将部分生产材料的指标划给私企，但国企分分钟就能将私企捏死,而且不担承任何风险，私企的生存环境其实是非常险恶的，就目前这种形势，最终多半会发展成依附关系。
国企利用全民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来发展,但他们生产的产品,又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价格竞争机制，最终能惠及百姓的情形十分有限，甚到出现了用工业品反复收割所有人的历史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又推出了新经济政策,试图中和这些矛盾，解放部分国企的自主经营权，可总体分配体制不改变，大量国企几乎垄断了所有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销售渠道，若不加以改变，最终新经济政策也会与苏联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不可避免的失败。
若要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要做的就是两条:—、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体制,除重点国有企业外，现有的29万家国企中的大多数,都有计划、有步骤的向民间释放，解决公私营经济发展矛盾的问题，但这样做，必将被后来人骂国有资产流失。
二、进行政府体制的全面改革,建立全新的分配体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其第一步，就是第一项,废除计划经济体制。
依靠全面公有制，想要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现下的国有企业所造成的国内工业、技术、经济等的发展困境,就已经很好的证实了这一切。
这其中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多到了不知该如何说起,再举一例,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它赚钱了还好,若亏损了,政府就得拿全民的钱来救。
先不论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发展问题,就说全国29万余家国企，假设有一万家出现经营困难,其中有一部分面临倒闭,倘若国家每年平均给每家企业拔付十万元，那就是十亿元，相当于全国gdp四百分之一，中央财政收入的一百分之一，相当于全国每人要出一块多，这个压力太大了。
改革开放之时，大量国有企业就已经混到了破产的边缘,它们没倒下来，就是因为国家拿钱在养，企业没事干，照样会发一个维持生活的基础工资,这钱哪来的?不都是从农民身上收上来的么。
到了改开之时,大量的国有企业，早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沉重包袱，公有制企业总数为35万家，从业职工总数0.95亿，这些企业中的三分之二，在西方企业面前基本没有竞争力，面对这种情况，要如何救?将全国卖了也救不起。
国家采取的做法就是保重点,让大量的非重点公有制企业倒闭，甚至出现一块钱买一家公有制企业的情形（公司债务、职工工作安排和退体金私营者要承担，具体各地谈的不一样)，这些企业有些被利用了起来,从而减少了国家投入,有些被拆除，私人资本重建。
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它的历史背景就是这么来的,而全国私营企业发展也是基于这些国有企业留下的资产开始的。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毫无疑问是国有资产流失,全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的情况,这些破烂公有制企业，如果继续维持，那就只能继续对农民吸血，否则这些企业和工人根本就没办法处理。
因而摆在所有人面前的路也只有两条，是继续背着这个承重的包袱发展，还是将其甩掉,用短期的损失来换长期的发展?现实情况是，无论选择哪一条，都会被人骂，区别是，前者放弃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后被所有人骂;后者则会被教条左左和过去的利益者后代骂。
坐在国家领袖的位置上,需要做出选择,要如何选择?结果是一目了然的。
可现在这样的情况,依旧在国内发生,方叶也多次向中央表达过意见，而国家也确实做出了许多调整，但这些调整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矛盾，这其中有自身的原因,当然也有国际局势导致的被迫选择。
就比如现下杨震宁听到国内科技，因为市场发展不足的问题，导致技术难以应用普及，他听得忧心忡忡，可方叶又何常不是，方叶比任何人都着急,这关系的不仅是一家企业，而是改开时，国内所要面临的问题,仍将会与历史如出一辙，若真如此,他不是白努力这么多年。
过去，因为一些众所周之的原因，国家搞新经济政策都很困难，但现在已不同，国内保守势力全没了，国外中美关系也缓和了下来，因此他陪杨振宁参观完华昌后,就有向国家再度上书的想法，不过一次会比之前的所有上书都会更猛烈。
一九七一年是厩一九六四年,八大正式确认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来，国内政治局势更严肃的一年。
刚开年的三月份,便爆发了‘高冈事件’，仅仅四个多月后，就又发生了‘林氏叛逃’、‘阴谋政变’的特大政治事件，国内政军两界的政治气氛,因此变得无比紧张而又严肃。
而这一年，新中国的外部国际局势也在整体变好，随着中美关系确认缓和，中国迎来了一波建交高峰,从年初开始，截止十月，新中国先后与科威特、伊朗、奥地利、土耳其、比利时等十二国建交，年末还有三个建交国,全年共与十五国建交。
时间来到四月份，十四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结束对中美两国贸易的禁令，放宽对新中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考虑解禁美国公民前往中国的签证限制,而中方给很快给予了对等回复，两国之间的交流窗口打开了，但第一位来华的并不是美国人，而是华人诺贝尔科学家杨震宁。
他当时在报纸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了一条消息,美国政府取消了，美国公民护照上原来印有美国公民不可随便去的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越南、古巴、中国和朝鲜的要求，杨震宁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于是立即向美国政府进行了申请。
不过,此时中美两国官方还未正式接触,双方也没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不过白宫科学顾问考虑之后还是同意了杨的申请，与此同时，国内也接到了杨想回国访华的消息,总理亲自出面，表达了对他回国访问的态度――热列欢迎杨震宁回家。
七月中下句，杨氏夫妇从加拿大(1970年建交)乘飞机抵达上海，受到了祖国的热烈欢迎，当新闻传到台湾之后，最难堪的却是蒋氏父子，只因早在一九五七年，李、杨获得诺贝尔奖后，陆台双方都在争取这些华人科学家。
为了争取杨去台,蒋氏父子指示其岳母做杨的思想工作，但让二人没有想到的是,杨的岳母曹秀青借机去了美国，并于一九六三年从纽约转道瑞士回归了大陆,这一事件让蒋氏父子气得半死，而随着杨震宁归国访问的新闻报道了出来，老蒋知道他的计划再一次破产了。
时间回到七月的这一日，杨震宁抵达北京,受到了总理的接见，期间总理就科学发展的问题与杨讨论了近五个小时，并通过他全面了解了美西方当前科技发展的情况，这对于长期封闭在国内的科学家及国家上层科学规划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过会谈结束后，杨震宁却是向总理提出了一个请求,他想到国内各地去看看，总理自是欣然应许，就见总理笑着说:“虽然我们国家的发展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国家也在努力的进步,欢迎杨先生在全国各地多走一走,看一看。”
杨则说道:“总理,其实我落地上海后，看到的景象让我十分的惊讶,这与我曾经想法中的国家发展情况完全不同。”
总理笑问道:“是不是这样啊。”
杨震宁很认真的说道:“我听闻实行计划经济制的国家,其民众都是实行的分配制，但我回到上海后，发现上海的个体商业十分的繁荣,比民国那时候更发达了，到处都是商铺,商品也琳琅满目,整座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与我想像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完全不同。”
“后来我与父亲交谈才知道,原来国内早在一九六一年就允许个体商业了，六四年国内实行新经济政策,现在又允许个人创办工厂,我虽对经济方面并不专业，但仔细了解后解，我认为国家做了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构建市场,促进工商业的繁荣，是国家经济进步的重要条件。”
总理哈哈一笑,而后便坦诚的对杨震宁说道:“你说的对啊,新中国一建立，我们就学的苏联,实行全面计划经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发现了这一经济体制的优缺点，什么东西国家都直接管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该交给民间的还是要交给民间。”
杨震宁瞬间神情一怔,这话透露的信息足够多了，他便问道:“总理,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将来国内会大规模开放私营资本的发展?”总理凝神略作思考，不过并未直接回答,而是说道:“你知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但公有制之外，还会有别的所有制,其中包括私营经济所有制或者公私营混合制，或别的什么制，总之一条，国家建设不能搞教条，哪种合适就用哪种。”
接着,总理又对杨震宁说道:“很多事情,还是要你自己去亲眼看看,我想信到时你的心中就会有想要的答案。”
杨震宁认真的点头，脸上不由露起期待神色。
杨的参观从首都开始,他参观了长城,到了青华大学，参观了首钢、又去了中科院，但他看到中科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万名科学家的大型科研机构，各类科研项目数不胜数,而且科学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落后，反而在一些方面很先进,这让他十分的惊讶。
“产学研一体的思路非常好,这与美国的科学市场化应用方式已经无限接近了，而且一些方面更先进，不知道这是谁提出来的方法?”杨震宁在中科院问道。
郭副总理说道:“这个方式最早来自于国内一家企业。”“哪家企业?”杨问。
郭副总理坦然说道:“华昌集团，以前他们搞机床研究，采用的就是这套方式，后来华昌研究院将这个方式扩大到了整个企业的研究机构,他们又在国内各大学联合组建了众多研究项目，这些方式也就慢慢的渗入到了国家科研机构当中。”
“—九六五年，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所列项目提前基本完成，六六年开始，中长期科学发展纲要拟订完成，国家科院机构进行了第一次改革，确定走产学研一体的发展道路，过去五年，框架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全国将来除基础研究外，应用研究都将实行这一方式。”
“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杨震宁激动的说道:“产学研一体，此理念十分先进，这方面就是美国现在也还没有如此完善的提法。”
想了想又问道:“华昌集团会造数控机床了吧?”郭副总理听到这里,直接笑了，他抬手指向邓嘉先说道:“你老乡知道,让他来回答吧。”
邓嘉先自与杨震宁会见后，一直都非常谨慎,虽然他是杨在首都参观的陪同人之一，不过除了一些回忆过往和风景名胜介绍外，基本不说其他话，包括自己现在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更是一字不提。
见郭副总理要自己说，他这才回道:“震宁，—九五八年,国内最早的数控机床自华昌机床厂诞生，这些年国内能造数控机床的企业已经很多了，北京、沈阳、大连、济南都能造数控机床。”
邓嘉先说得十分保守，郭副总理见此,便接过话说道:“杨先生，华昌集团就是你老家安徽的企业，也是新中国顶尖的科技型企业。”
“顶尖科技型企业?”杨震宁有些不明所以。
机床作为精密制造,涉及计算机、精密加工、机电一体化技术，确实所科技型企业，但这与顶尖还有些不搭尬吧,或者郭副总理并不是很清楚，美国的顶尖科技企业是什么样?这一刻，他觉得国内人的视野还是需要增加，否则也不至于对顶尖科技企业的理解都出现了偏差。
他想了想还是说道:“美国的顶尖科持企业，比如德州仪器、ibm计算机公司，这两家公司从事半导体/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研究，还有帕森斯和马格这样的先进数控机床企业，这些都是美国国内的顶尖技术型企业。”
杨震宁这番话有提醒的意味,他是想告诉郭副总理和邓嘉先、周培源等人，什么是顶尖科技企业，然而听完他所述的郭副总理只是笑着点了点头，并未作答。
杨见此也没再多说什么,而当他从北一机床厂参观完成后,他终于确定，国内是真的能造数控机床了,而且技术程度还相当的不错。
八月初林标坠机事件发生,国内上层局势顿时动荡不安了起来，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杨震林在国内的参观，他从上海出发在邓嘉先的陪同下，前往合肥参观了起来,这里是他的出生地，虽然待的时间并不久，不过他想来看看，国家也自然没有阻止。
自他三八年离开合肥，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了，现下的合肥与他曾经记忆里的城市已经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过去的那个农业城市，如今俨然已是企业林立、商业繁荣的工业城市,全市各类工厂已达一千四百余个。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当杨震宁在省委和市委同志的陪同下，来到科技城之后，他第一次深切的感受到了祖国科技发展的惊人成就。
华维他自然是听说过的,他在美国还听说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发展得很不错,而他一度也以为这些都是国内官方在搞，只到他来到科技城之后,才发现原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来到华为研究基地,刚下车邓嘉先将他拉到了一旁，对他说道:“震宁，有个事我需要跟你先讲一下。”
“嘉先请说。”杨震宁见老友表情有些严肃,便知道恐怕没那么简单。
而邓嘉先则对说道:“这里的研究项目都是国家的核心技术机密，特别是里面的核心技术部门，此前从来没有对外接受过参观，今天你要去的地方就涉及这些部门，还希望你看到了什么，都能严格保密。”
杨震宁对于这番神神秘秘有些不以为意,可邓嘉先接下来的话却是让他不得不重视了起来，就见邓嘉先说道:“你能进入核心部门，这是总理亲批的，至于为什么这样说，等一会你进去参观完后就知道了,还是那句话，千万要对外保密。”
杨震宁点了点头,他随众人来到了研究中心大楼门前时,方叶已经在那里等待了，随着陪同的合肥市委的同志介绍，他才知道，自己所认为的华昌集团根本就不是想的那样，原来这家企业还搞半导体和计算机,而华维集团居然是华昌旗下的企业。
这一刻，他幌然大悟，终于知道郭副总理,为什么说华昌集团是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了，原来如此，原来造机床只是集团的其中一个产业，而且规模远小于华维,至于现在所处的科技城，其中绝大多数产业都是这个集团的,标准的美式巨无霸企业啊。
随着参观开始,杨震宁终于看到了中国半导体技术发展的水平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看到了新型的集成电路版，看到了大尺寸晶圆研究成果,看到了完全区别于大阪世博会日本发布的无线电话，看到了数字式射频通讯技术研究成果,看到了大尺寸的液晶显示屏，看到了微型口袋式科学计算器，还有数量凡多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
待到了一些核心部门，那些省里来的高级干部都被拦在了外面，杨震宁终于明白，国家给了他多大的面子，在芯片研究的核心部门里,他看到了—枚超级芯片。
“这是新一代中央处理器,我们取名为‘汉芯101’型中央处理器，它比美国最新型号同类处理器的整体性能提升了整整10倍。”
随着研究人员的展示和基本讲解,杨震宁大为震惊,然而随之的一句话,更让他彻底震撼了，就见研究员说道:“这是我们一年前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进行新一代的新处理器开发。”
杨震宁立即问道:“美国的基比尔说晶体管的集成水平，每十八个月就翻—番,这是真的吗?”王守觉点头道:“基本差不多，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的整体技术水平比美国要高,但在市场化这方面还与美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使得我国的高级计算机芯片研究速度要慢许多，若这个问题解决,我们的研究速度会更快。”
杨震宁从激动中回过神来，表情凝重的说道:“还是要加大国民经济发展。我国现下高级消费品这一块确实比国外要慢了一步，这会制约新科技的应用，而没有广大的市场，研究出来的新技术就难以完善,这是一个大问题。”
众人皆点头,这并不是什么超前理念，在国外这甚至是一个十分基础的认识，国内有点子见识的人，现下自然也是了解的,可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而这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前国内民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
国内现下占九成九的企业都是国企，而国有企业的工人收入又相对衡定,他们消耗基础工业品没啥问题,甚至电视机、收音机这些较为昂贵工业品的在普及，但是其他方面的消费就没有多少了，比如随身听市场就小,而电子游戏机、个人计算机等一类,只能说市场极小。
华维制造出来的计算机,大头是国家再买,其余就是各大学或研究机构,但就算将这些都加在一起，全国市场的最大容量撑死两万台，而这个总需求量只是美国ibm公司一个月的产量，二者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
无法大规模市场化,是华维半导体和计算机事业发展,十几年来一直的心病,而国家在方叶的不断呼吁下也重视起了这个问题，于是国家便扩大了ic的应用范围,以前只能用于军用的ic技术，现在也向民间普及了,这确实促进了华维生存的环境改善。
只是,这在方叶看来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短期内ic大规模应用，确实可以带动华维的ic技术产能，但是最终这些都会反映到市场上,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多数国民还是由于买不起，只能看着价格望而生畏。
并且,这个方式也只能在短期内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又将很快‘饱和’，而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唯有促进私营企业发展,提升农民工收入增长,从而达到扩大市场需求的目的,也唯此才能真正的将新技术推广到市场上大规模应用。
可现下的情况是,国内的国有企业已经发展到了29万余家,而私营企业历经近两年，全国总数还未达到三千家，一个问题来了，这么多的国企，真的促进了国家工业和市场的全面发展,全面繁荣吗?答案或许并不那么美好。
在国家工业草创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对于新中国的工业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随着发展的持续,一切就起了变化。
比如，—九五六年,全国七万户企业实现公私合营,全国工业资源得到了整合，国家工业也有了发展的基础，其后，—路合并、重组，大量的公私合营企业成为了国企，截止到一九七零年，国企总数约29.7万家。
国企成为了全国生产的主力军，然而我们再来看一看当下的实际情况,大量国企(含地方和集体公有制企业)发展了这么多年，确实解决了百姓―般工业品的需求,当是中高级工业品技术发展水平低下，社会购买力同样处在低水平。
又比如，国内的半导体技术发展水平如同坐火车般，一路向前奔驰，可在工业应用领域却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应用,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企业不想要更好的生产设备，而是他们想要但是买不起。
除此之外,就是发展思路的问题,低端制造能稳定大量的就业，国家正是通过大量国企和低水平制造维持了这种局面，而低端制造又无法提供更多的薪水，同时企业的利润又基本上缴国家，企业自身根本就没有多少钱用于发展。(除现有五大行业外，也没有自主经营权。)如此，事情已经变得不再复杂,造成这一切的最大问题，就是现有分配体制的巨大矛盾，大量国有企业利润八成上缴国家（之前留存为10.8%，现下要建房，留存才达到了20%)，可若不这样做,将大量利润留给国企,那公有制就变成了笑话。
现下，国有工人的薪资水平并不高,全国平均薪资为65元左右，虽然已经比历史上同期高出一倍了，但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它还是太低了,持续增加工人收入又同样不可行，那样城乡，工人与农民的收入差距只会更大。
要中和这种矛盾,就得发展民营经济,个体户解决了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而全国农民的收入改善依旧极其有限，全国农民家庭年平均收入也就在230元左右，其中南方最富普遍在450元左右,还是以南方为例，工人人均收入是农民的九倍，城乡差距已经大到离谱了。
方叶不断的呼吁，国家终于同意开放五大行业个体经营，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提升农民工和一般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得不说虽然它不完美,也没有全面开放,但对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
只是问题又来了，以国内当前的消费结构来看，基础消费品的生产，国企就已能基本满足，私营需要从国企的碗里抢饭吃，而私企与国企，多数时候生产类型交差，私营企业的发展必然困难,双方也必然会因为市场分配而产生矛盾。
很显然,国企比私企强大得多，哪怕现下国家为了促进私企发展，要求将部分生产材料的指标划给私企，但国企分分钟就能将私企捏死,而且不担承任何风险，私企的生存环境其实是非常险恶的，就目前这种形势，最终多半会发展成依附关系。
国企利用全民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来发展,但他们生产的产品,又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价格竞争机制，最终能惠及百姓的情形十分有限，甚到出现了用工业品反复收割所有人的历史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又推出了新经济政策,试图中和这些矛盾，解放部分国企的自主经营权，可总体分配体制不改变，大量国企几乎垄断了所有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销售渠道，若不加以改变，最终新经济政策也会与苏联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不可避免的失败。
若要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要做的就是两条:—、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体制,除重点国有企业外，现有的29万家国企中的大多数,都有计划、有步骤的向民间释放，解决公私营经济发展矛盾的问题，但这样做，必将被后来人骂国有资产流失。
二、进行政府体制的全面改革,建立全新的分配体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其第一步，就是第一项,废除计划经济体制。
依靠全面公有制，想要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现下的国有企业所造成的国内工业、技术、经济等的发展困境,就已经很好的证实了这一切。
这其中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多到了不知该如何说起,再举一例,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它赚钱了还好,若亏损了,政府就得拿全民的钱来救。
先不论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发展问题,就说全国29万余家国企，假设有一万家出现经营困难,其中有一部分面临倒闭,倘若国家每年平均给每家企业拔付十万元，那就是十亿元，相当于全国gdp四百分之一，中央财政收入的一百分之一，相当于全国每人要出一块多，这个压力太大了。
改革开放之时，大量国有企业就已经混到了破产的边缘,它们没倒下来，就是因为国家拿钱在养，企业没事干，照样会发一个维持生活的基础工资,这钱哪来的?不都是从农民身上收上来的么。
到了改开之时,大量的国有企业，早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沉重包袱，公有制企业总数为35万家，从业职工总数0.95亿，这些企业中的三分之二，在西方企业面前基本没有竞争力，面对这种情况，要如何救?将全国卖了也救不起。
国家采取的做法就是保重点,让大量的非重点公有制企业倒闭，甚至出现一块钱买一家公有制企业的情形（公司债务、职工工作安排和退体金私营者要承担，具体各地谈的不一样)，这些企业有些被利用了起来,从而减少了国家投入,有些被拆除，私人资本重建。
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它的历史背景就是这么来的,而全国私营企业发展也是基于这些国有企业留下的资产开始的。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毫无疑问是国有资产流失,全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的情况,这些破烂公有制企业，如果继续维持，那就只能继续对农民吸血，否则这些企业和工人根本就没办法处理。
因而摆在所有人面前的路也只有两条，是继续背着这个承重的包袱发展，还是将其甩掉,用短期的损失来换长期的发展?现实情况是，无论选择哪一条，都会被人骂，区别是，前者放弃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后被所有人骂;后者则会被教条左左和过去的利益者后代骂。
坐在国家领袖的位置上,需要做出选择,要如何选择?结果是一目了然的。
可现在这样的情况,依旧在国内发生,方叶也多次向中央表达过意见，而国家也确实做出了许多调整，但这些调整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矛盾，这其中有自身的原因,当然也有国际局势导致的被迫选择。
就比如现下杨震宁听到国内科技，因为市场发展不足的问题，导致技术难以应用普及，他听得忧心忡忡，可方叶又何常不是，方叶比任何人都着急,这关系的不仅是一家企业，而是改开时，国内所要面临的问题,仍将会与历史如出一辙，若真如此,他不是白努力这么多年。
过去，因为一些众所周之的原因，国家搞新经济政策都很困难，但现在已不同，国内保守势力全没了，国外中美关系也缓和了下来，因此他陪杨振宁参观完华昌后,就有向国家再度上书的想法，不过一次会比之前的所有上书都会更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