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2章 改革是一件大事
山粉圆子2026年06月26日Ctrl+D 收藏本站
第612章 改革是一件大事
十月廿五日,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对于此事，华盛顿邮报发文称‘没什么可怕的’，而苏联则是采取了三不原则‘不反对、不发言、不提案’，而这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投了反对票，一个投了赞同票。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会,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件既是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关乎重大现实利益的事情,从此以后新中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参与到国际事务和国际贸易活动中，同时与西方国家阵营的关系也因为中美关系改善和恢复联合国席位，而迎来了外交建交高潮。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新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新中国不是加入联合国而是恢复,这等于承认了中国依旧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并且联合国五常席位也顺利从台伪政府手中成功合理合法的夺取了过来。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当日，即与比利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与西欧七国中的法国与比利时完成建交，中欧贸易也因此打开了正式的贸易关系大门，但要实现中欧贸易的全面提升，还需要中国与欧共体达成协议,不过现下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九六五年实行的‘四三计划’,三十多亿美元的超级大订单就如同一块肥肉，中国表面上表示向全世界采购,但实际上能够提供这些技术的只有欧洲和美国，不过基于当时的中苏和中美关系，这两国都被排除在外，剩下的就只有欧洲了。
法国吃到了第一口，接着意大利、比利时也不甘落后，而英国则磨叽了一阵，不过抵不住这个订单太大了，最终同样没能抵住诱惑，一九六七年就丝滑的跪了，哪怕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并没有达成相关协议，却一点也没有影响彼此的交易。
现在剩下的就是美国,然中国‘四三计划’出来以后，美国国内也不干了，那可是几十亿美元的超级大单，于是资本财团们给美国政府施压，迫使美国默认双方可通过第三国私下交易，中美两国虽没有达成官方贸易协定，但所谓的封锁早已不是千穿百孔，而是直接开了天窗。
尼克松访华即将到来,而他这一次除了完成访问，达成一些政治协议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便是与中国签订贸易相关的协议。
中国将正式向美国采购价值超16亿美元的年产240万吨合成氨、268万吨尿素项目和乙稀项目，如此之大的订单更是直接促使美国提前决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开放两国直接贸易。
当然,美国也有自己的目的,随着1971年8月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美元变得不稳定了起来,美欧又同时陷在经济危机之中，美元基于推进美元国际化的需求,面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促使尼克松不得不做出选择。
中国的国际局势开始整体向好变化,而也正是在这个局面下，方叶向中央提出了国企及公有制企业的有关问题，数年来方叶不断的向中央提及此事,过去国家形势不允许，而现在中央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九七一年悄然滑过,经过两个多月的全国调查，七二年二月初，一份关于国有企业面临形势的全面调查报告摆到了中央面前。
中央书记处例行会议上，四位书记的面前都摆着―份报告，就见总见理说道:“就调查情况看，国企的经营确实已存在诸多问题，就以利润为例，一九五五年,每百元的利润为28.2元，截止七一年十二月,此利润为19.7元,下降了近50%。”
主席皱着眉头问道:“企业越来越多，全国生产数据也越来越高,利润怎么还会下降呢?”总理被问得沉默了起来,晓平见总理不作声,便主动开口道:“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全国生产数据确实增加了，但是职工也增多了，根据中央劳动部的统计，全国国有职工总数达到6100万人。”
主席吸了口烟说道:“我记得方叶同志的报告里说4500万人,看来这个数据比历史要高。”
晓平点了点头:“是的,毕竟我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4000亿人民币，而历史同时期只有2400亿人民币,另他在报告中关于全国国有企业总数的总据也是历史数据，目前全国共有各类公有制企业31.6万家,私营企业1023家。”
“私企太少了。”主席说道。
晓平回道:“是的主席,这些私企中，仅同安市一地就占了678家，庆州市95家，合肥14家,上海122家，江浙两地共50多家，而全国其它省份基本还是个位数，其中西藏、青海、宁夏七零年各办了一家，但不到两年就全部倒闭了，私企数由此降到了零。”
“差距竟如此之大。”主席默然了起来,他一连抽了几口烟才说道:“为什么安徽和上海就能搞得起那么多私营企业，而其它地方就不能,看来还是我们这个政策不对头。”
总理终于开口了，他说道:“确实是不一样的,同安市主席是知道的,那边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一切按市场机制处理，包括地方政府的行政方式都不同，从地方政府到省政府,都在支持那里的私企,可以说要什么就给什么，政府甚至还补贴私企，每年的补贴额有数千万元。”
总理随即又补充道:“是以政策为导向的补贴。地方政府仅制订地区发展政策,给予相关指导，而后给予拨付扶持资金，私企发展遇到困难时，也能去找政府解决，而地方政府则全程开绿灯，只要是政府能办的,绝不拖延，如果说治理水平，恐怕全国也没有那里的高。”
主席抬了抬手示意继续,总理低头看了下报告,继续说道:“国企利润整体下滑严重，而职工数量却在增多，更重要的是，一个国企养活的就是一个小社会，从职工个人福利到职工家庭福利，几乎是全包养的方式,比如幼儿园、小学、医院、甚至电影院都有。”
“这还是国有企业,而其它行业同样如此。”总理说道:“全国国有职工总数已超过1.1亿人，占据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余，国家实际上是以整体的资源的大多数在供养这些群体，分配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完全不对等。”
“分配差异有多少?”主席问。
“约七成都分配在了城市,历史上这一分配差异约九成。”说完总理抿嘴看起了文件。
城乡差距这么离谱,原因何在,所有人都很清楚,五十年代时，毛梁之争是怎么来的,不就是一个认为要先发展城市,而另一个则认为农村也不能放弃么，孰事孰非,其实这个争论从始至今就没有停过,但现实又摆在这里,不得不正视。
新中国早期城市规模太小,为了发展工业就需要大量的人口，先将城市建起来,工业搞起来,城市人口的消费比农村大，所以优先发展城市，这种思路并没有错，并且全世界工业国家发展史上都是这么做的。
问题就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经济会自由的向农村快速蔓延，城市的高楼越建越高，而农村同样也会跟着受益，但在当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自由蔓延被人为中断了，户籍制度的施行，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农村人进城都受到严格限制,在城市中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城市与农村实质上已经被人为隔离开了，农村向城市提供基础农产品,而城市则向农村提供基础工业品，表面上看二者实现了互补，看似完美,实际上是对经济理解过度偏颇，过份点说，就是完全没有理解经济是咋回事。
方叶不是没有向国家提这些问题,相关的书藉和资料，他十几年前就提交给了国家，但国家有国家的考虑,基于当时中国工业薄弱、工业大建设的现实需求，国家做出了取舍,依旧选择了优先发展城市。
但所存在的问题依旧突出,方叶更是不断的呼吁,这也才有了二五计划还没有结束，国家就允许个体户存在,并下了决心将大部分国营商店退还给私人经营的决定。
而这一决定的直接影响就是,原本历史上的七一年,全国有1.44亿国有各行业职工,而现下只有1.1亿，剩下的三千万人则全部流向了市场，这极大的缓解了中央财政的供养压力。
同时又允许农民到乡镇和城市摆摊,搞起了自由市场，这才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自由经济留了一条活路，直接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情况，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政策,需知，就这一点改动，便惠及了全国数亿农民。
城巿商业市场繁荣了起来,农民因为可以参与交易过程,从而带动了全国经济的空前发展，但农民进城就业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因此当前城市工商业优先解决的依旧是城市居民,农村人九成以上仍只能靠种地养活家庭。
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发展历程中，对商人及商业的认知极度偏颇,对经济的理解同样如此,这也是方叶为什么一直说，新中国早期与明朝建国之初,许多地方极其相似的原因。
明朝之初，商人虽没有地位,但至少私营商业还在发展;明朝农村百姓起码也能进城务工,明朝的农村百姓，农闲时还能织点布到城市卖卖，而新中国前三十年，则一把将这些彻底扼杀，实行的是全面官营体制,社会经济发展一潭死水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经济规律是无法被人为彻底中断的，因此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全国各城市都出现了‘黑市’，一开始这些黑市还只是私下交易，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初,已经是明目张胆的公开交易了。
一些百姓拿着农产品到城市里摆摊,这在国家政策和法律上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各地政府也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也很简单，全国物资短缺，城市表面上比农村是要风光，然同样物资不足,农民将多余物资到城市置换,实质上对彼此都有利。
一九七二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到中国来拍纪录片，就拍下了城市黑市的历史纪录，人们公然在城市里摊摆，也没见有谁来阻止。
由此也可从某种程度上来理解,其实这时的许多国人，包括不少的干部都意识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已陷入了困境,自由交易它确实非法,可抵不住人们对于物资的实际需求以及对于自由交易的渴望。
具体到当下时空的中国,问题确实还不少，可也改变了很多，三线建设布局更加合理,投入也减少，个体经济的发展，又使得国家财政充沛了起来,城乡发展差异固然存在，但农村的自由经济也调整了过来,再加上责任田的划分农民的日子比历史上不知道好了多少。
在大政方针方面,国家同样做出了调整,中苏未交恶前，国家的一些发展尚无法真正自主,因此只能跟着苏联走，而六零年之后，个体户全面解禁之后，仅四年国家就正式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六六年开始全面实行。
这—政策,主要是针对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农村经济发展、工农业调整等一系列新政策,这些政策于现有条件下，较大的改善或改变了国内的发展面貌,而这一政策实行的最终目的,其实都是为接下来的国有企业全面改革做准备的。
国家通过这个政策,一面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一面调整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一面又促进社会个体商业及整体商业的发展，将国内市场慢慢做了起来,这些市场又进一步促进了诸多新国有企业的成立，生产了更多的物质,促进了社会商业的繁荣。
如今，全国商业市场的销售渠道已经全面打通到了农村地区，城市居民能买的,农村也能买到，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水平，如此以来，国家实质只剩下了两个最大问题。
—是计划经济体制对国家发展形成的极大制约;二是国有企业对国家工业发展形成的巨大制约。
计划经济体制的解除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内外部资源通道必须打通，国内有足够的资源可利用，而中美关系的缓和就是一个有利条件，一旦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真的就贸易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计划经济体制就可以动一动了。
二是国内有一定的商业市场。商业市场是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现下这一条件已基本具备，且发展良好，而要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则需要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工业体制的双突破。
显然,现下的国有企业体制已经制约了商业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是无法达成的，而计划体制下的商业市场又受到了体制的限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分配问题,包括了资源和利润两方面分配。
这一问题与改开至九二年之间所发生的过程如出一辙,这也是一九八四年，中央《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观点的主要原因。
国有企业在一个时期内,为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体制已经对国家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与制约，而现下的商业市场的兴起，实则就是为国企改革提前做出的规划。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想突然从全面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公有制为主、民营经济相结合’的新体制，这种想法是对国际局势、国内局势、国家体制、国家工业与经济完全不懂的人才会做出的相当然措举。
如此，整个脉络就已经清晰了起来,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一面倒,不得不采用苏联体制，中苏关系破裂前这一体制不可能打破，因为需要依靠苏联的工业援助来建立本国工业。
而只到二五计划完成,新中国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健全的基础工业，而国家城市人口少，消费不足，要做出市场就得增加城市人口,但工业发展落后，又无法让更多的人进城，于是开始了‘城乡二元’发展。
但国家从未来的发展中获得了经验，在二五计划的发展过程中就着手调整,从解禁个体户到新经济政策,再到中间开放五大行业国企自主经营、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修补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不足,一步步的发展商业市场,促进国家工业和经济的正向发展。
从六一至七一年,国家用了十年时间,将国内的商业市场做了起来，国有企业的僵化体制也开始松动，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在国际局势明朗以后,开始进—步调整国内的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不打破,国家就无法用一个较为合理的方式,拿出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农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民只能种田，如何来提高他们的收入呢?难道将农村的待业青年都放安排进国企里吗?蛋糕做不大，分配的人却越来越多，最终国家即便没被玩崩,也只会是长期发展滞后。
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人说苏联玩崩是因为上层腐败丧失了理想信念，这一说法并没错，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苏联的经济崩了。
苏联体制带来的分配矛盾，从始至终没解决，分配的群体永远是那些人,权贵和官僚群体们又占据了大部分，但即便这样玩，其实也不至于将苏联玩崩,最多不过是像朝鲜那样发展滞后罢了。
苏联的问题在于，它们并没有利用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两次石油危机,来将国内的蛋糕做大,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而是对自身问题视而不见，靠着石油利润继续做起了‘超级大国’、‘制度优越’的美梦。
七十到八十年代,苏联的军备开支长期占国家财政开支的33%以上,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等到1984年石油危机一结束，长期庞大的军备开支和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工业，使得国家经济想转都来不及了。
明明苏联的失业率很低,明明绝大多数工人都有工作可干,可国家依旧会灭亡，而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哪怕像苏联这样拥有无数资源,并且通过空耗资源来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方式,依旧不能保证国家能够存续，因为空耗资源虽能维持就业，但无法让国家和人民真正能从中获益。
这种方式与经济学中的资金空转是一样的，它既不能产生实际价值,也不能介入实际社会需求生产从而提升实际价值,这从一个例子中就能看得出来。
1988年苏联迎来了双第一,人口上涨到了2.8亿,超过美国2.5亿;钢铁嗖嘎一声就达到了1.63亿吨,超过美国1.3亿吨,然后再来看一看，两国的钢铁都用来干什么了。
苏联的钢铁30%依靠出口，70%用于国内建设,但主要用于军工方面的建设，比如造坦克、装甲车、飞机、航母以及开矿用的各种重工业设备;而美国则用于建筑、制造、基础设施、石油、军事等领域。
一个用来空耗资源增加开支，一个用于经济发展增加收益,结果会如何，已经一目了然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分配不公和贪腐，甚至是权力垄断都不是促使苏联灭亡的直接原因，经济玩崩了才是,而经济玩崩的最大原因则是国家体制的深刻矛盾。
因而，苏联给予中国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一个好的制度能让国家兴旺发达，而一个不好的制度则能玩死一个国家，显然苏联就是自己玩死自己的。
幸运的是,中国通过前三十年的教训，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后绝地求生,最终寻找到了一条在一些人眼中‘邪恶走资’，但切实实现了国家繁荣,政权稳定、人民相对幸福的正确道路。
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这个世界也不缺乏现实的例子，身边的朝鲜已经无需多言，再来看一看，南美洲的古巴，这个国家曾经是苏联的心头肉,从1959年至苏联解体,古巴累计获得了苏联320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仅1981至85年,苏联给其在蔗糖上的价格补贴就高达157亿美元，而1985年古巴的gdp为229亿美元,全国人口不过一千来万，相当于五年之内,苏联为每个古巴人补贴了1500多美元。
除此之外苏联还援助给了古巴大量的工业机械,然而古巴并没有利用好这些资源发展起来，有人说那是因为古巴缺石油、缺煤，这些固然是事实，但是古巴长期以来坚持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坚持不改革,导致其国家经济长期无法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
就算苏联时期不改革,进入到21世纪时期，世界格局已经改变,古巴分明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却仍旧不改革，国内改革更是一拖再拖，一直到2011年才实就行了，所以即便有一万种理由，也不是古巴坚持不改革的借口。知错改错是正常逻辑，知错不改就无法理解了。
对于国内外的发展历程,除了邓副主席外，其余三人都已是相当了解，而当前的现状也证实了方叶上报的情况如实，所以不改是不行了。
就见主席说道:“尼克松访华后，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明年可以考虑做出必要的改革。”
这是主席第一次正式提出‘改革’一词，而在此前一直用的都是‘调整’，因此当他说出这个词后，邓副主席立即就竖起耳朵，而总理和朱老总则陷入了思索。
几息后，老总微微点头道:“确实到了改革的时机,这些年为了这场改革，国家做了诸多调整，而新经济政策的修补作用也已经发挥了应用作用，再持续下去，不一定还能起到多大作用。”
“总理如何看?”主席侧过头看了过去。
总理说道:“我赞同改革,不过改革的力度多大是个问题。”略作停顿便又说道:“直接进行商品经济的条件目前国内还不满足，所以这个改革的力度不宜过大。”
主席吸着烟道:“我们的看法—致,我看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问题为突破口，打破现有的体制，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导、一般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这个体制要实行几年;第二步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觉得可行。”总理接着说道:“可是这样一来,现有的国企恐怕会受到巨大的冲击,这个问题要仔细研究。”
主席则斩钉截铁的说道:“那就从现在开始研究，一年不够就用两年,最多不超过三年,一定要拿出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总理则说道:“要不了那么久,方叶同志提供的那些资料,有很好的经验总结，我看可以以此来制订相应的对策，预计明年底就可以拿出来,七三年开启正式的改革。”
“那就这么办。”主席说着，便看向了老总,又说道:“老总，五二六局那边的资料向晓平同志开放了没有?”老总回道:“需要主席授权。”
“那就让晓平同志去看看。”主席又看向了晓平:“那边的保密等级很高,资料也很多，其它的以后慢慢看，但国家体制改革的资料要尽快看。”
“好的主席。”晓平连忙点头。
晓平拿到主席和总理的授权证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中南海里的保密资料库,当他走进去后，发现地下室足足有四间，一百七八十平米，里面军事、政治、经济、历史各种国内外书藉和资料将书架塞得满满当当，粗略一算估计得有数千册，而他则如鱼入海，如饥似渴的看了起来。
十月廿五日,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对于此事，华盛顿邮报发文称‘没什么可怕的’，而苏联则是采取了三不原则‘不反对、不发言、不提案’，而这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投了反对票，一个投了赞同票。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会,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件既是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关乎重大现实利益的事情,从此以后新中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参与到国际事务和国际贸易活动中，同时与西方国家阵营的关系也因为中美关系改善和恢复联合国席位，而迎来了外交建交高潮。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新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新中国不是加入联合国而是恢复,这等于承认了中国依旧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并且联合国五常席位也顺利从台伪政府手中成功合理合法的夺取了过来。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当日，即与比利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与西欧七国中的法国与比利时完成建交，中欧贸易也因此打开了正式的贸易关系大门，但要实现中欧贸易的全面提升，还需要中国与欧共体达成协议,不过现下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九六五年实行的‘四三计划’,三十多亿美元的超级大订单就如同一块肥肉，中国表面上表示向全世界采购,但实际上能够提供这些技术的只有欧洲和美国，不过基于当时的中苏和中美关系，这两国都被排除在外，剩下的就只有欧洲了。
法国吃到了第一口，接着意大利、比利时也不甘落后，而英国则磨叽了一阵，不过抵不住这个订单太大了，最终同样没能抵住诱惑，一九六七年就丝滑的跪了，哪怕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并没有达成相关协议，却一点也没有影响彼此的交易。
现在剩下的就是美国,然中国‘四三计划’出来以后，美国国内也不干了，那可是几十亿美元的超级大单，于是资本财团们给美国政府施压，迫使美国默认双方可通过第三国私下交易，中美两国虽没有达成官方贸易协定，但所谓的封锁早已不是千穿百孔，而是直接开了天窗。
尼克松访华即将到来,而他这一次除了完成访问，达成一些政治协议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便是与中国签订贸易相关的协议。
中国将正式向美国采购价值超16亿美元的年产240万吨合成氨、268万吨尿素项目和乙稀项目，如此之大的订单更是直接促使美国提前决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开放两国直接贸易。
当然,美国也有自己的目的,随着1971年8月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美元变得不稳定了起来,美欧又同时陷在经济危机之中，美元基于推进美元国际化的需求,面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促使尼克松不得不做出选择。
中国的国际局势开始整体向好变化,而也正是在这个局面下，方叶向中央提出了国企及公有制企业的有关问题，数年来方叶不断的向中央提及此事,过去国家形势不允许，而现在中央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九七一年悄然滑过,经过两个多月的全国调查，七二年二月初，一份关于国有企业面临形势的全面调查报告摆到了中央面前。
中央书记处例行会议上，四位书记的面前都摆着―份报告，就见总见理说道:“就调查情况看，国企的经营确实已存在诸多问题，就以利润为例，一九五五年,每百元的利润为28.2元，截止七一年十二月,此利润为19.7元,下降了近50%。”
主席皱着眉头问道:“企业越来越多，全国生产数据也越来越高,利润怎么还会下降呢?”总理被问得沉默了起来,晓平见总理不作声,便主动开口道:“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全国生产数据确实增加了，但是职工也增多了，根据中央劳动部的统计，全国国有职工总数达到6100万人。”
主席吸了口烟说道:“我记得方叶同志的报告里说4500万人,看来这个数据比历史要高。”
晓平点了点头:“是的,毕竟我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4000亿人民币，而历史同时期只有2400亿人民币,另他在报告中关于全国国有企业总数的总据也是历史数据，目前全国共有各类公有制企业31.6万家,私营企业1023家。”
“私企太少了。”主席说道。
晓平回道:“是的主席,这些私企中，仅同安市一地就占了678家，庆州市95家，合肥14家,上海122家，江浙两地共50多家，而全国其它省份基本还是个位数，其中西藏、青海、宁夏七零年各办了一家，但不到两年就全部倒闭了，私企数由此降到了零。”
“差距竟如此之大。”主席默然了起来,他一连抽了几口烟才说道:“为什么安徽和上海就能搞得起那么多私营企业，而其它地方就不能,看来还是我们这个政策不对头。”
总理终于开口了，他说道:“确实是不一样的,同安市主席是知道的,那边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一切按市场机制处理，包括地方政府的行政方式都不同，从地方政府到省政府,都在支持那里的私企,可以说要什么就给什么，政府甚至还补贴私企，每年的补贴额有数千万元。”
总理随即又补充道:“是以政策为导向的补贴。地方政府仅制订地区发展政策,给予相关指导，而后给予拨付扶持资金，私企发展遇到困难时，也能去找政府解决，而地方政府则全程开绿灯，只要是政府能办的,绝不拖延，如果说治理水平，恐怕全国也没有那里的高。”
主席抬了抬手示意继续,总理低头看了下报告,继续说道:“国企利润整体下滑严重，而职工数量却在增多，更重要的是，一个国企养活的就是一个小社会，从职工个人福利到职工家庭福利，几乎是全包养的方式,比如幼儿园、小学、医院、甚至电影院都有。”
“这还是国有企业,而其它行业同样如此。”总理说道:“全国国有职工总数已超过1.1亿人，占据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余，国家实际上是以整体的资源的大多数在供养这些群体，分配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完全不对等。”
“分配差异有多少?”主席问。
“约七成都分配在了城市,历史上这一分配差异约九成。”说完总理抿嘴看起了文件。
城乡差距这么离谱,原因何在,所有人都很清楚,五十年代时，毛梁之争是怎么来的,不就是一个认为要先发展城市,而另一个则认为农村也不能放弃么，孰事孰非,其实这个争论从始至今就没有停过,但现实又摆在这里,不得不正视。
新中国早期城市规模太小,为了发展工业就需要大量的人口，先将城市建起来,工业搞起来,城市人口的消费比农村大，所以优先发展城市，这种思路并没有错，并且全世界工业国家发展史上都是这么做的。
问题就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经济会自由的向农村快速蔓延，城市的高楼越建越高，而农村同样也会跟着受益，但在当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自由蔓延被人为中断了，户籍制度的施行，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农村人进城都受到严格限制,在城市中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城市与农村实质上已经被人为隔离开了，农村向城市提供基础农产品,而城市则向农村提供基础工业品，表面上看二者实现了互补，看似完美,实际上是对经济理解过度偏颇，过份点说，就是完全没有理解经济是咋回事。
方叶不是没有向国家提这些问题,相关的书藉和资料，他十几年前就提交给了国家，但国家有国家的考虑,基于当时中国工业薄弱、工业大建设的现实需求，国家做出了取舍,依旧选择了优先发展城市。
但所存在的问题依旧突出,方叶更是不断的呼吁,这也才有了二五计划还没有结束，国家就允许个体户存在,并下了决心将大部分国营商店退还给私人经营的决定。
而这一决定的直接影响就是,原本历史上的七一年,全国有1.44亿国有各行业职工,而现下只有1.1亿，剩下的三千万人则全部流向了市场，这极大的缓解了中央财政的供养压力。
同时又允许农民到乡镇和城市摆摊,搞起了自由市场，这才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自由经济留了一条活路，直接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情况，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政策,需知，就这一点改动，便惠及了全国数亿农民。
城巿商业市场繁荣了起来,农民因为可以参与交易过程,从而带动了全国经济的空前发展，但农民进城就业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因此当前城市工商业优先解决的依旧是城市居民,农村人九成以上仍只能靠种地养活家庭。
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发展历程中，对商人及商业的认知极度偏颇,对经济的理解同样如此,这也是方叶为什么一直说，新中国早期与明朝建国之初,许多地方极其相似的原因。
明朝之初，商人虽没有地位,但至少私营商业还在发展;明朝农村百姓起码也能进城务工,明朝的农村百姓，农闲时还能织点布到城市卖卖，而新中国前三十年，则一把将这些彻底扼杀，实行的是全面官营体制,社会经济发展一潭死水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经济规律是无法被人为彻底中断的，因此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全国各城市都出现了‘黑市’，一开始这些黑市还只是私下交易，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初,已经是明目张胆的公开交易了。
一些百姓拿着农产品到城市里摆摊,这在国家政策和法律上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各地政府也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也很简单，全国物资短缺，城市表面上比农村是要风光，然同样物资不足,农民将多余物资到城市置换,实质上对彼此都有利。
一九七二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到中国来拍纪录片，就拍下了城市黑市的历史纪录，人们公然在城市里摊摆，也没见有谁来阻止。
由此也可从某种程度上来理解,其实这时的许多国人，包括不少的干部都意识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已陷入了困境,自由交易它确实非法,可抵不住人们对于物资的实际需求以及对于自由交易的渴望。
具体到当下时空的中国,问题确实还不少，可也改变了很多，三线建设布局更加合理,投入也减少，个体经济的发展，又使得国家财政充沛了起来,城乡发展差异固然存在，但农村的自由经济也调整了过来,再加上责任田的划分农民的日子比历史上不知道好了多少。
在大政方针方面,国家同样做出了调整,中苏未交恶前，国家的一些发展尚无法真正自主,因此只能跟着苏联走，而六零年之后，个体户全面解禁之后，仅四年国家就正式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六六年开始全面实行。
这—政策,主要是针对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农村经济发展、工农业调整等一系列新政策,这些政策于现有条件下，较大的改善或改变了国内的发展面貌,而这一政策实行的最终目的,其实都是为接下来的国有企业全面改革做准备的。
国家通过这个政策,一面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一面调整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一面又促进社会个体商业及整体商业的发展，将国内市场慢慢做了起来,这些市场又进一步促进了诸多新国有企业的成立，生产了更多的物质,促进了社会商业的繁荣。
如今，全国商业市场的销售渠道已经全面打通到了农村地区，城市居民能买的,农村也能买到，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水平，如此以来，国家实质只剩下了两个最大问题。
—是计划经济体制对国家发展形成的极大制约;二是国有企业对国家工业发展形成的巨大制约。
计划经济体制的解除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内外部资源通道必须打通，国内有足够的资源可利用，而中美关系的缓和就是一个有利条件，一旦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真的就贸易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计划经济体制就可以动一动了。
二是国内有一定的商业市场。商业市场是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现下这一条件已基本具备，且发展良好，而要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则需要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工业体制的双突破。
显然,现下的国有企业体制已经制约了商业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是无法达成的，而计划体制下的商业市场又受到了体制的限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分配问题,包括了资源和利润两方面分配。
这一问题与改开至九二年之间所发生的过程如出一辙,这也是一九八四年，中央《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观点的主要原因。
国有企业在一个时期内,为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体制已经对国家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与制约，而现下的商业市场的兴起，实则就是为国企改革提前做出的规划。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想突然从全面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公有制为主、民营经济相结合’的新体制，这种想法是对国际局势、国内局势、国家体制、国家工业与经济完全不懂的人才会做出的相当然措举。
如此，整个脉络就已经清晰了起来,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一面倒,不得不采用苏联体制，中苏关系破裂前这一体制不可能打破，因为需要依靠苏联的工业援助来建立本国工业。
而只到二五计划完成,新中国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健全的基础工业，而国家城市人口少，消费不足，要做出市场就得增加城市人口,但工业发展落后，又无法让更多的人进城，于是开始了‘城乡二元’发展。
但国家从未来的发展中获得了经验，在二五计划的发展过程中就着手调整,从解禁个体户到新经济政策,再到中间开放五大行业国企自主经营、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修补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不足,一步步的发展商业市场,促进国家工业和经济的正向发展。
从六一至七一年,国家用了十年时间,将国内的商业市场做了起来，国有企业的僵化体制也开始松动，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在国际局势明朗以后,开始进—步调整国内的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不打破,国家就无法用一个较为合理的方式,拿出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农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民只能种田，如何来提高他们的收入呢?难道将农村的待业青年都放安排进国企里吗?蛋糕做不大，分配的人却越来越多，最终国家即便没被玩崩,也只会是长期发展滞后。
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人说苏联玩崩是因为上层腐败丧失了理想信念，这一说法并没错，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苏联的经济崩了。
苏联体制带来的分配矛盾，从始至终没解决，分配的群体永远是那些人,权贵和官僚群体们又占据了大部分，但即便这样玩，其实也不至于将苏联玩崩,最多不过是像朝鲜那样发展滞后罢了。
苏联的问题在于，它们并没有利用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两次石油危机,来将国内的蛋糕做大,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而是对自身问题视而不见，靠着石油利润继续做起了‘超级大国’、‘制度优越’的美梦。
七十到八十年代,苏联的军备开支长期占国家财政开支的33%以上,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等到1984年石油危机一结束，长期庞大的军备开支和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工业，使得国家经济想转都来不及了。
明明苏联的失业率很低,明明绝大多数工人都有工作可干,可国家依旧会灭亡，而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哪怕像苏联这样拥有无数资源,并且通过空耗资源来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方式,依旧不能保证国家能够存续，因为空耗资源虽能维持就业，但无法让国家和人民真正能从中获益。
这种方式与经济学中的资金空转是一样的，它既不能产生实际价值,也不能介入实际社会需求生产从而提升实际价值,这从一个例子中就能看得出来。
1988年苏联迎来了双第一,人口上涨到了2.8亿,超过美国2.5亿;钢铁嗖嘎一声就达到了1.63亿吨,超过美国1.3亿吨,然后再来看一看，两国的钢铁都用来干什么了。
苏联的钢铁30%依靠出口，70%用于国内建设,但主要用于军工方面的建设，比如造坦克、装甲车、飞机、航母以及开矿用的各种重工业设备;而美国则用于建筑、制造、基础设施、石油、军事等领域。
一个用来空耗资源增加开支，一个用于经济发展增加收益,结果会如何，已经一目了然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分配不公和贪腐，甚至是权力垄断都不是促使苏联灭亡的直接原因，经济玩崩了才是,而经济玩崩的最大原因则是国家体制的深刻矛盾。
因而，苏联给予中国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一个好的制度能让国家兴旺发达，而一个不好的制度则能玩死一个国家，显然苏联就是自己玩死自己的。
幸运的是,中国通过前三十年的教训，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后绝地求生,最终寻找到了一条在一些人眼中‘邪恶走资’，但切实实现了国家繁荣,政权稳定、人民相对幸福的正确道路。
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这个世界也不缺乏现实的例子，身边的朝鲜已经无需多言，再来看一看，南美洲的古巴，这个国家曾经是苏联的心头肉,从1959年至苏联解体,古巴累计获得了苏联320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仅1981至85年,苏联给其在蔗糖上的价格补贴就高达157亿美元，而1985年古巴的gdp为229亿美元,全国人口不过一千来万，相当于五年之内,苏联为每个古巴人补贴了1500多美元。
除此之外苏联还援助给了古巴大量的工业机械,然而古巴并没有利用好这些资源发展起来，有人说那是因为古巴缺石油、缺煤，这些固然是事实，但是古巴长期以来坚持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坚持不改革,导致其国家经济长期无法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
就算苏联时期不改革,进入到21世纪时期，世界格局已经改变,古巴分明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却仍旧不改革，国内改革更是一拖再拖，一直到2011年才实就行了，所以即便有一万种理由，也不是古巴坚持不改革的借口。知错改错是正常逻辑，知错不改就无法理解了。
对于国内外的发展历程,除了邓副主席外，其余三人都已是相当了解，而当前的现状也证实了方叶上报的情况如实，所以不改是不行了。
就见主席说道:“尼克松访华后，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明年可以考虑做出必要的改革。”
这是主席第一次正式提出‘改革’一词，而在此前一直用的都是‘调整’，因此当他说出这个词后，邓副主席立即就竖起耳朵，而总理和朱老总则陷入了思索。
几息后，老总微微点头道:“确实到了改革的时机,这些年为了这场改革，国家做了诸多调整，而新经济政策的修补作用也已经发挥了应用作用，再持续下去，不一定还能起到多大作用。”
“总理如何看?”主席侧过头看了过去。
总理说道:“我赞同改革,不过改革的力度多大是个问题。”略作停顿便又说道:“直接进行商品经济的条件目前国内还不满足，所以这个改革的力度不宜过大。”
主席吸着烟道:“我们的看法—致,我看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问题为突破口，打破现有的体制，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导、一般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这个体制要实行几年;第二步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觉得可行。”总理接着说道:“可是这样一来,现有的国企恐怕会受到巨大的冲击,这个问题要仔细研究。”
主席则斩钉截铁的说道:“那就从现在开始研究，一年不够就用两年,最多不超过三年,一定要拿出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总理则说道:“要不了那么久,方叶同志提供的那些资料,有很好的经验总结，我看可以以此来制订相应的对策，预计明年底就可以拿出来,七三年开启正式的改革。”
“那就这么办。”主席说着，便看向了老总,又说道:“老总，五二六局那边的资料向晓平同志开放了没有?”老总回道:“需要主席授权。”
“那就让晓平同志去看看。”主席又看向了晓平:“那边的保密等级很高,资料也很多，其它的以后慢慢看，但国家体制改革的资料要尽快看。”
“好的主席。”晓平连忙点头。
晓平拿到主席和总理的授权证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中南海里的保密资料库,当他走进去后，发现地下室足足有四间，一百七八十平米，里面军事、政治、经济、历史各种国内外书藉和资料将书架塞得满满当当，粗略一算估计得有数千册，而他则如鱼入海，如饥似渴的看了起来。